「贤者立于本朝」，一个贤德的人立于朝廷，「则天下之豪，相率而趋之矣。」感来的是天下的豪杰都来投靠，「趋」是投靠。「何以知其然也？」如何能知道这个道理？接着又举了一个历史的故事。「曰：管仲，桓公之贼也」，管仲本来是齐桓公的敌人，有一箭之雠，「鲍叔以为贤于己而进之为相，七十言而说乃听」，鲍叔牙觉得管仲比他还贤能，举荐他做宰相，讲了七十次，才说服了齐桓公放下报雠的心，把国家交给管仲治理。「遂使桓公除报雠之心而委国政焉。」这裡也提醒我们，一个上位者一定要先放下好恶的心，才能用得了贤才。假如好恶、爱憎的心很强，用不了贤才。为什麽？贤才有时候正直，话不中听，可是中用。因为他无私，真的用了一定对人民有好处。我们听了都觉得很难得，要放下好恶、爱憎，容不容易？唐太宗已经很不简单了，有时魏徵讲得太直，他也是气闷至极，进到寝宫裡面，先把这个气吐一吐！但所谓「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」，一个正直之人的话，我们肯听、肯照着做，他就愈推心置腹来帮助、来劝勉我们。假如我们不能接受，可能这麽好的人就离开了我们。所以我们一个心境，可能造成自己人生命运很大的不同。
大家现在有没有想到，你最不愿意听谁的话？每一次听他讲，火气就特别大，尽讲你不好。我们很不愿意听他讲话的人，往往就是看我们看得最清楚的，我们这一生的贵人。再冷静想想他讲的话，很可能都是直指我们的面子，直指我们的自欺，我们不肯承认。有一句闽南话叫「丢脸转生气」，就是恼羞成怒的意思。羞就是我们讲的虚荣、面子，那不是真正的羞耻心。真正的羞耻心，应该是人家讲得不对的，都恭敬地听，这样才能感得人家对我们直言不讳。唐太宗那个时代，很多大臣给他进言，有的批评得都太过了，甚至都批评错了，唐太宗都没有回嘴，都没有阻止，让他先讲完。后来臣子出去了，旁边的人听了抱不平：「陛下，他讲的很多都不实，您怎麽没有指正？」太宗讲：「我假如给他指正，他以后就不大敢讲了，甚至出去又跟其他的大臣说，皇帝都不让我讲，那不就断了大家畅所欲言的机会了吗？」所以「德不广不能使人来，量不宏不能使人安」。所以齐桓公不简单，放下了恩恩怨怨，而且还拜管仲为仲父，对他尊崇到
了极点。有一句古话讲，「士为知己者死」，管仲这样的读书人，面对人家这样的尊敬，两肋插刀来成就齐国的强盛。
「桓公垂拱无事而朝诸侯」，他不用烦很多事，因为管仲很能干，诸侯都来归顺他，「鲍叔之力也」，是鲍叔牙的功劳，因为他推荐了这样的贤德之人。「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无自危之心者，同声于鲍叔也。」这也是看不到的部分，为什麽管仲没有后顾之忧，尽心尽力为齐国、为齐桓公？他不觉得自己有什麽危险，因为他知道鲍叔跟他是心心相应的，他们是同心同愿为齐国。
「纣杀王子比干，箕子被髮而佯狂，陈灵公杀泄冶而邓元去陈」，刚刚举的是正面的例子，接着举反面的例子。纣王杀王子比干，这样的大忠臣被杀了，箕子看到这种情况，披头散髮，装疯卖傻。「陈灵公杀泄冶」，陈国的君王灵公杀了一个贤才泄冶，接着另一个贤德之人邓元就离开陈国了。「自是之后，殷兼于周」，从此以后，殷商就被周取代了，「陈亡于楚」，陈国被楚国给灭掉了。「以其杀比干、泄冶而失箕子与邓元也。」因为这些贤德之人不能为他所用。
接着又举几个例子。「燕昭王得郭隗，而邹衍、乐毅以齐、赵至，苏子、屈景以周、楚至」，战国时燕昭王重用郭隗，接着当时的几个贤能之人统统来归顺。其实这些历史，都是印证前面讲的「贤者立于本朝，则天下之豪，相率而趋之矣」。邹衍、乐毅从齐、赵国赶来燕国效忠，苏子、屈景从周、楚国过来。周是指周天子管辖的地方。「于是举兵而攻齐，栖闵王于莒」，这麽多的人才聚集，举兵而攻齐，把齐闵王打得逃到莒地，七十几座城池被攻下来。「燕校地计众」，燕国的土地跟人口都远远少于齐国，「非与齐均也」，力量悬殊。「然所以能信意至于此者，由得士。」「信」跟「伸」相通，燕昭王要雪耻，他能照着自己的意志把齐国打败，主要是因为他得到了这些读书人的帮助。
「故无常安之国，无恆治之民」，所以没有常保安定的国家，也没有能永远治理好的人民。最重要的，「得贤者则安昌，失之者则危亡，自古及今，未有不然者也。」从古至今都印证了国家得贤者就会昌盛，失贤者就危险。用《中庸》的一句话，就是「人存则政举，人亡则政息」，有贤德之人，就政通人和，没有好的人才，国家就败丧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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