好，讲了多了一点，最后我们请压轴的，我们卢明光董事长他是交通大学的荣誉工学博士，老实讲就是交通大学颁的。我们请林健正林教授来。
林健正教授：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我一直在跟阳光阿姨讲，产业的发展，企业主是先发投手，我们是救援。现在好像我们台湾的社会有一点不太对劲，要转过来。所以先前张忠谋董事长也很不高兴，以前参加产官学的研讨会的时候，企业界来了很多，怎么现在企业界来的愈来愈少？大部分都是学界的人士。这个里面凸显了一些问题，我平常跟阳光阿姨比较多时间在一起，也经常有表达过我的一些意见。不过今天的安排非常好，就是企业界先发，我这边垫底，不是好酒沉瓮底，那是本来就应该这样。
我讲起来，我这个人从小就热心公益，这个大概阳光阿姨都很清楚，我的底细她非常了解。我们另外有个朋友也在财经界刘德明，他看到我了说：健正，每次看到你都是在忙别人的事情。的确，我人生的一个观念，就是第一个要无私；第二个，我们思考任何事情，总是要从公共利益切入，更重要的我们要关怀弱势。所以像今天我早上听的我们的江董事长演讲，我是感觉到受益无穷。他用企业的力量在实践社会的责任，用企业来带动员工从事公益事业，然后员工又带着家庭一起来帮助社会的弱势。我想台湾的社会如果有更多的人愿意投入到公益事业，我们社会会更进步。
很不幸，我这个人投入小区工作大概是二十年了，那经常就是在冲撞体制。我们传统的这样一个官僚体制，事实上有它牢不可破的地方。经常就是呈现了一个现象，观念非常保守，制度非常僵化，然后有威权的心态，所以它的监管制度，不管是你要申请这个投资许可，或者是我们这个产业界要去申请土地开发，甚至地方政府要拟定新的都市计划，现在规定愈来愈多，多如牛毛。所以我们台湾为什么投资不振，一碰到土地的问题，大家都头痛。所以我做小区工作也是一样，到处去冲撞。所以你们google一下我林健正三个字，上面都是在跟人家抗争，要不然就在写什么文章，在骂这个、在讲那个。那很抱歉，我必须这样做，这样做也都是为了让我们的社会能够更进步。
在学校的这个部分，我事实上一直在推动产学合作。但是我不做产学研究计划，我不愿意我在推动这件事情，然后变成我又同时是资源的分配者。我们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，就是政策的拟定者到最后他变成在分配资源，然后自己又拿到一部分资源，这个不符合Rawls所讲的公平与正义。真正的公平与正义是在这边，大家公私要分得很清楚。我二十年来做学校的行政，中间有短暂的两年我就离开行政。主要是在过去这个二十年来，我很清楚交大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产学合作，交大对台湾社会的最大的贡献，就是它有很多的校友在科学园区（在竹科）。交大就在那个竹科旁边，很多校友毕业之后，有些人到工研院出国受训，待个五年、十年之后到竹科创业。有些校友跟我讲说他们为什么会创业？因为以前在学校的时候都在玩。住宿舍，一群死党每天吃喝玩乐，都没有用心在读书，所以成绩单很难看，不好意思去找工作。所以就自己骑着摩托车在送货什么，这样慢慢的、慢慢的把事业发展出来。《天下杂志》曾经调查过竹科的高阶主管以及企业主，百分之六十几是交大的校友。所以我在前不久跟阳光阿姨去拜访成大的那个苏校长，我说我最佩服两个学校，一个叫成大，一个叫交大。他们就是这整个校园文化是跟产业界做很好的结合，所以能够创造出产学合作的这个效应出来。所以我因为看到这一点，我认为应该把交大的这个精神把它强化，所以我就投入到产学合作的这件事情上面。
我中午也跟卢董讲，交大在新竹设校，并不在政府的规画里面，也没有得到政府的祝福。所有的国立大学，不管是叫做复校或者是设校，刚开始的时候政府都提供一块很大的地，以现在的规模，至少五十公顷、一百公顷投入开办。但交大的在博爱校区复校是完全靠的校友的积极奔走。教育部那时候就看到校友这么热心，好吧，那就同意你，你有能力就去做，没有能力也不能怪政府，大概就是这样个意思。所以交大从博爱校区两公顷开始。它当初校地的取得比较没有一个系统性的思惟，所以经历了十几次，才有今天的一个规模。我在交大这二十年来，参与或是取得四个校区的校地，然后也参与筹设了四个学院。
为什么要推动产学？非常重要，这个产学就要从硅谷史丹佛这边来谈起，现在全世界上最成功的高科技产业的一个创新的基地。硅谷也不是凭空想象，但是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人叫做Professor Terman，他爸爸就是IQ test的那个发明人，在史丹佛教书，所以他大学念史丹佛，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就到MIT电机系，拿到一个博士的学位。他的指导教授叫Bush，他从他的指导教授的身上了解那个产学合作的一个真谛。但是他喜欢加州的天气，所以他又回到史丹佛教书。教书他发现，他说他学生一毕业就离开加州，就到东海岸来找工作，所以他第一个想说，应该把这些人才留下来，留下来就是要让产业有好的发展。所以他鼓励他的同事带着研究生去当企业的顾问，去做企业的研究计划。然后光是这样还不够，他甚至就鼓励他的学生去创业，William Redington Hewlett跟David Packard两个人就是Professor Terman的学生。他的一个想法很简单，这个跟我们讲的儒家思想，护国利民的那个思惟是完全一致。产业有好的发展，学生就容易找到工作；学生容易找到工作，就容易招到好的学生；然后产业有好的发展，它会有更多的资源回馈到学校，全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是这样。产业有好的发展，就是锦上添花。全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是习惯做锦上添花的事情，你发展得好的话它就拼命的投入资源。他到了一九五Ｏ年代，他甚至就建议校董，我们史丹佛校地有八千亩，大概三千四百、五百公顷，他说我们就来办一个工业区，就Stanford Industry Park，就让企业界能够进驻这个校园。我讲快一点。
他的史丹佛工业区外移的结果就是硅谷，所以他是硅谷之父，人家是称他为硅谷之父。后来台湾跟韩国要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时候，都分别聘请Professor Terman来当顾问。我们韩国还因为他当了韩国政府的科技顾问，写了一份Report叫「Terman's Report」，还建议韩国设立一所很特别的大学，叫做Kyste。这个不隶属于教育部，是隶属于他们科技部。非常好的一个学校。这个怎样？就是说高科技产业的发展，有一个非常重要，就是产学研的一个合作，必须要有产学研的聚落，聚落关系，结市，在地缘上在一起，所以就互动、回馈都会比较的密切。
讲起来就是说我们现代科技进展得非常快，从一九八Ｏ年代，我们竹科设立之后，那时候主要就是以PC以及PC的周边的产业为主，到一九九Ｏ年代以后就半导体，到了二ＯＯＯ年之后，我们那个TLCT就蓬勃的发展。事实上我们台湾也一直在寻找新的方向，交大也是。大家都很担心，一个产业过去之后，下一个产业是什么。我们二ＯＯＯ年有一个两兆双星，我们那个基本上也是在西方对我们的科技产业有一个整体的规画。但是偏偏没有想到，到了二ＯＯ七年，我们Apple 的iPac诞生二ＯＯ七年，这个叫行动装置，它带来的破坏性的一个革命。你看从现在已经进入到知识经济、创新经济的时代，iPac诞生之后，因为它行动装置，所以衍生的就我们云端科技，网络互联网，大家信息在网络上有线无线这样互通那么密切，所以就又跑出一个叫大数据物联网。
再来，连现在驾驶汽车也因为无线通信、宽带网络时代的来临，物联网的来临，所以变成有可能。我们五年、十年以后大家开车不需要那么辛苦，没有人力，坐在上面，那个车子就自动帮你开。商业模式也跟着转变，过去我们台湾比较熟悉的就是价值链型的商业模式，就变成整个供应链里的一部分，然后我们要提升竞争力的话，就内部组织的优化管理能够降低成本，能够让产品在市场上有竞争力。成本还包括什么？包括劳力的成本、土地的成本，所以产业外移，这是全球化的算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。但是Apple的这样一个商业模式，这个又变成一个什么？这个叫平台型的商业模式，它增进生产者、消费者，或者在这个平台上面的参与者的反馈与互动来共创价值。这个就提到，我们交大施振荣学长他提到王道的精神。王道的精神，在这个平台上大家怎么分工合作，共创价值，最重要什么？大家相互提携，利益要能够平衡，不要独霸。独霸是很危险的。大家每天都想到说，你可以取得代言。
今天我就另外再提到儒家思想。坦白讲，以前我学生时代，我高中以前，大学以前，我真的把四书全部读完。到十年前，我再重新把我过去念的四书重新再读过一遍。我读完之后，就在最后一页我签个名字，这我真的读了。另外，讲起来就是说我的思惟里面有一点社会主义的思想，所以雷戴尔社会主义思想我也读了四遍，现在还放在我的床头，我有空没空就读。所以对这个儒家思想我认为这样，我这提到了说，传统文化的魅影跟时代的适应，这边我做一个很粗浅的comment，我不是专家，但是这是我的心得。
儒家思想里面君君臣臣、父父子子，这种很严谨的上下的臣属关系，还有整个儒家思想也建立在很严谨的人际的伦理关系，就是温良恭俭让，克己复礼，再来就是说尽己之心，推己及人等等，这些的价值观念，我是认为有利于价值链型的商业模式。像我今天听到江董，他那个东西我就有很深刻的这样一个感受。但是有些东西必须要适应时代的变迁。传统的观念，「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」。再来，这个还不要紧。再来，「学而优则仕」。所以我们的学者一大堆都去当官了，以为读了书什么东西都知道，人家叫就去当官。人家也叫过我二、三次，我全部都拒绝，因为那个不是我熟悉的领域，我比较熟悉的是校园的行政，所以我一步一脚印，我在这边默默耕耘，希望对学校有帮助，对地方有帮助，对产业有帮助，对师生有帮助。
所以这种「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」、「学而优则仕」，所形成的有一个叫做封建官僚的士大夫的观念，这个现象正在维护台湾的社会。我去年四月份，我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自由时报，我这个都公开讲，我不怕得罪人，我是个读书人，我不为名不为利，也没有私心。我为什么会写那篇文章？因为小英在选总统的时候，她几次到新竹县。因为我跟林光华县长，我们讲起来是有一些情谊在，所以小英在，他就邀请我去陪客，我这个读书人就陪客。吃饭的时候，他安排我坐在小英旁边，我跟她讲了一些些，我们官场怎么学者那么多，学者知道课本的知识，不了解实务就变成教条主义。对法令也不熟，对实务也不熟，怎么去指挥那么庞大的文官体系？很困难。你要逼着文官照你的意思走，他就弄一个陷阱给你跳。
再来，学者通常，因为我的周边都是这些学者，学者经常吃米不知道米价，不了解社会的脉动，不了解民意所在，碰到抗争又怕得不得了。我是专门在抗争，我们这抗争都要很勇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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