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看我们中国的古书，孔子所说的，三代之礼就不相同，夏商周。虽然不相同，可是原理原则是相同的，条文是每一个朝代都有修改的部分。佛教的戒律，戒律是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所制定，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当然行不通，所以我们要了解戒律的精神。为什么在中国唐朝时候初建丛林？这是两位大德，百丈大师、马祖道一和尚，这两个人发起兴建丛林，丛林里面这些规矩就是法则，百丈大师首定的，这就是戒律条文的修改。因为戒律在我们中国有很多地方不能适用，生活方式不一样，思想意识型态不相同，但是精神我们要保持，就是目的我们要保持，他是用这个目的达到定，由定达到开慧，这个方向、这个原理原则是决定要遵守。至于怎样做法，怎样能配合我们实际上生活行为，需要的时候我们另外再重新斟酌、再制定条文。但是你要晓得，百丈大师是唐朝人，唐朝跟宋朝又不一样，宋朝跟元朝又大不相同，元与明清又不一样，清朝跟我们现前那真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。
我们今天要制定一个法则，制定法则的人要明心见性、要通达事理。不但要通达现前的，几千年之中每一个朝代，这些损益、功过全都要明达，这样才能给我们现前建立下新的制度。这要是没有真正修学的人，怎么能做得到？我们如果想发心来做，这真正是续佛慧命，真正的复兴佛法、续佛慧命。你要想做，从哪里做起？从你本身至少要十年的根底。你要是没有根底，一天到晚还是用妄心，在妄法里头去求，求一辈子都枉然，搞到结果还是虚妄。所以话说回来，先求戒定慧，求自己的，自利而后才能够利他。没有说自己的利益没有成就，就想能够利益别人，没有这个道理。一定是先自利而后利他，先自成就而后才能够成就别人。我们讲弘法利生，你自己利益都没有得到，你拿什么去教别人？你指示给别人的路子，这就问题很大。
百丈大师当年就有一则公案，「错下一个字转语」，就是说错一个字，「堕五百世野狐身」。你们想想因果可怕不可怕？佛法是随便可以信口开河的吗？可以道听涂说的吗？「别人是那么讲的，我听了之后人家问我，我就这样说」，那你就得背因果。有一个法子不背因果，人家来问的时候，「某人这样说法」，因果他背去了。说对了，他的功德；说不对，他背因果，我不背因果，我自己不会，我听说某人这么说的。如果自己要是好面子的话，「我怎么怎么说法」，好了，因果你背，那个说错的人他不背因果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把他的拉过来据为己有，你不承认是别人说的，你认为是你自己很能干，那你自己就得背因果。
所以学佛首先要求开悟，要求一心，一心就是定，要善学戒律。今天学戒律，说老实话，《沙弥律仪》的精神之所在很容易看得出来，为什么？这是已经经过清朝时候的续法大师，就是灌顶续法，我们也称他作慈云大师，他修订过的。他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人，距离我们总不算太远，所以它的精神、它的方式最值得我们做参考。更近一点的，就是印光大师所提倡的《了凡四训》与《感应篇汇编》，这里面的注解多半都是清朝后叶的时候，以及民国初年这些大德，他们来做注解，这些注解就距离我们这个年代又近了些。我们依据这个来修学，等到你自己几时开悟，你得一心、开智慧，自己成佛作祖，开道场再建立新的法则。新的法则一定是依据旧法则的精神，这个精神从哪里来的？精神从法性当中来的。所以这个法则不是随便定的，是有依据的，依据真如本性，本性里面的善德善能，我们俗话讲天性。我们中国人讲父慈子孝，这个父慈子孝是天性，不是人能够制造得出来的。不是说某个人制造一个法则，叫你们大家都要遵守我这个法则，不是的。所以圣人定的这些法则，我们一般人都愿意信守，就是因为它是基于天性，所谓是天理人情，这个法则是以天理人情做依据，这样建立的，这才成为不可违背。违背必然不祥，违背了，天下一定大乱，老百姓大家都要受苦。
周公制的礼就是《周礼》，《周礼》就是周朝的宪法，是周朝立国的制度。这部法典之好，就是完全是基于天理人情，以天理为依据、为凭据，再度人情之可行。所以过去方东美先生对这部书赞叹不已，在我面前，我总听他说了一、二十遍，说《周礼》实在太好了，全世界古今中外的法典都比不上《周礼》。他那个时候勉励我看，我只大概看了十分之一，我没有看得下去。他实在是赞叹备至，因为我毕竟不是个学法律的，我没有用工夫去研究它。他只是说古今中外的这些法典都比不上《周礼》，周公是圣人这是名符其实，那是治国平天下的。佛法的戒律，这是圣人的法典，这是超凡入圣，所以我们一直到今天还去读诵、还去奉行，就是因为它是超凡入圣的法典。我们要晓得它精神之所在，要晓得怎样去修学，不能够死在条文之下，那就坏了，死在条文之下那是受其害而不得其利。在条文当中要开悟，要晓得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待人接物，自己应当怎么做法。好，今天就讲到此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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