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一段的《论语》就讲到这裡。底下我们再讲一段《论语》，这是出自于「子罕第九」，在第十二章有这麽一段经文，「子疾病，子路使门人为臣。病间，曰：久矣哉，由之行诈也！无臣而为有臣。吾谁欺？欺天乎？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，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！且予纵不得大葬，予死于道路乎？」这一段经文是讲到孔老夫子有一次患了重病，病得很严重，甚至有生命的危险。子路做为孔子弟子中较年长的人，他就想到要为孔子预备后事了。因为孔子曾经在鲁国做过大夫，担任过大司寇，所以子路就想以大夫之礼来为孔子治丧，这是表达对夫子的尊敬。但是因为当时孔子已经不是大夫了，按照礼，大夫的丧礼需要有家臣，因为孔子不是大夫，所以他没有家臣。子路就想了一个方法，「使门人为臣」，门人就是孔子的弟子，让孔子的弟子来做家臣，来为孔子治丧。
结果孔子后来病好了，这个「病间」就是疾病减轻了。结果他知道子路使门人为臣，所以就很严厉的批评了子路。他说「久矣哉，由之行诈也」，久矣哉是说孔子自己已经没有做大夫很久了，也就是说他没有用家臣很久了。孔子不是大夫，就是士，应该以士之礼来治丧。可是子路在这裡伪作大夫的丧礼，让孔子的弟子们来做家臣，这是一种欺诈的行为。所以孔子在这裡狠狠批评子路，由之行诈也，由就是子路的名，他说子路的行为是欺诈。「无臣而为有臣」，我明明是没有家臣，却故意要用大夫之礼，要让弟子们来做家臣。「吾谁欺？欺天乎？」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要欺骗谁？是欺骗我，还是欺骗天？欺骗天实际上就是欺骗自心。
底下孔子又说，「且予」，予就是我，「与其死于臣之手也」，「无宁」就是不如，「死于二三子之手乎」，二三子就是讲弟子。孔子说，大家以弟子的身分为我治丧，不就是名正言顺吗？为什麽要假扮家臣，让我死在那种假臣手中？后来底下又说，「且予纵不得大葬，予死于道路乎？」纵然没有家臣给我举行大的葬礼、按照大夫的礼节来行丧，我也不会死在道路上，总是有人给我治丧。这段话显示出孔老夫子对礼的重视。前面我们讲到，行孝要以礼而行，「生，事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」。无论是侍奉父母还是事奉师长，都应该尊礼而行，以礼事奉，如果是违礼了，就不是孝敬。所以孔子在这裡批评子路，也是提醒我们。虽然子路的出发点，他的发心是好的，他要为自己的老师隆重的举行丧礼，但是如果不依礼而行，这反而陷老师于不义了。所以《弟子规》上有这样的经句，「事虽小，勿擅为，苟擅为，子道亏。物虽小，勿私藏，苟私藏，亲心伤」。子路这个事情做了，就是擅自做主，而且做得也不正确。他是擅为了，子道亏，做为学生之道也亏了。所以我们对父母尽孝，对老师尊重，一定要按照礼来行。
在《论语》当中还有另外一章，「先进第十一篇」第十六章，「季氏富于周公，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。子曰：非吾徒也，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！」这段话也显示出孔老夫子对原则的把握，而且对于学生严厉的要求。当时鲁国三家专权，权力最大的是季氏家族。当时是季康子当政，季氏家权力很大，拥有很多的土地，甚至比当时周朝初年周公还要富有（周公是鲁国的始祖），所以「季氏富于周公」。可是季氏还感觉到不满足，还在不断的敛财。在孔子弟子当中有一个很能干的人叫冉求，冉求当时做了季氏的家臣。冉求办政事非常行，当时他为季氏敛财，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」，还在不断的增加季氏家族的财富。这个是孔子看起来非常不满意，因为季氏家不断的壮大，恰恰显示了鲁国国君的衰弱。这是使得季氏能够更加的嚣张，更加没有把鲁君放在眼裡，而且聚敛财富意味着让老百姓收入相对就减少了。所以，孔子推行仁政，很反对国君或者是大夫自己聚敛。在《礼记．大学篇》裡面也这麽说，「与其有聚敛之臣，宁有盗臣」。一个家族、一个国家，养了一个聚敛之臣，他很能够敛财，很能够增加财富，靠税收把人民百姓的钱聚敛到上位者手中，这种人还不如一个盗臣，盗臣是偷窃国家财物的人。为什麽？因为聚敛之臣，往往让国家失掉民心，这比盗臣所做的更为严重。所谓「财聚则民散，财散则民聚」，在上位的人如果不断的聚敛财富，民心就涣散了；假如能够散财，能够降低税收，让人民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，这人民就能够向着这个上位的人，民心就聚合了。古人讲「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失民心者失天下」。
所以孔老夫子在这裡非常严厉的批评冉求，他说冉求，「非吾徒也」，不是我的弟子了，把他逐出师门。说「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」，小子是孔子对其他的弟子们说，你们大家可以击鼓来攻之，就是声讨冉求。这击鼓就是让大家都知道，一敲鼓就是公开的声讨。
孔子为什麽斥责冉求这麽严重？实际上他还有个用意，那就是斥责季氏，斥责季康子。但是孔老夫子比较厚道，季氏做为一国的大夫，不能够公开的声讨，还要给他一面子，所以孔子通过斥责自己的弟子来斥责季康子。冉求在这裡也扮演了一个很好的角色，就是他要接受夫子的斥责。《弟子规》上讲「父母责，须顺承」，老师责，当然也要须顺承，这样一顺承的话，也就能成就老师的教化。如果冉求当时不服气，他说，「这是季康子，是他的指令，他要聚敛财富，我只是做他的家臣，我听命于他」，这样就达不到教化的效果了。更何况当时冉求治理得非常好，所以当时农民都丰收，丰收之后加一点税其实对农民影响也不大。但是孔子仍然反对，因为这有违于仁政的思想。而且农民丰收了，应该让农民、让百姓得到更多一些，百姓富足了，国家当然也就富足了。所以孔子在这裡斥责冉求，当然也是责备他没有很好的劝化季康子，当然季康子也是很难劝化过来的。孔子因冉求而树立出正确的一个做法，让后人知道什麽是正确的，什麽是不正确的。
在「宪问第十四篇」有这麽一段经文，「子路问事君。子曰：勿欺也，而犯之」。冉求在这裡确实没有做到。子路问怎麽样来事奉领导，君就是领导，我们做一个臣子怎麽样事奉自己的领导？孔子答覆说，「勿欺也，而犯之」。欺就是欺骗，不能够欺骗领导。就像子路擅自做主，用大夫之礼为夫子治丧，这就是欺骗。虽然他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是这也是属于欺师，所以孔子痛责之；对于领导也是一样，不能够欺骗，要以礼奉事；对父母也是一样，也要以礼奉侍，不能欺骗父母，所以事亲、事师、事君都是一样的道理。
「而犯之」，这个犯是犯颜直谏。做为臣子，对于自己的领导要敢于劝谏，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，冒着被罢官的可能，为了正义，也不能够陷领导于不义，要去犯颜直谏，这是对领导真正的忠诚。蕅益大师在注解这一章当中说了一句话，说「今之不敢犯君者，多是欺君者也。为君者喜欺，不喜犯，奈之何哉？」蕅益大师是明朝末年清朝初年的人，那个时候都已经有这种现象了，现在应该是更普遍了。今之不敢犯君者，现在的下属都不敢犯颜直谏领导，不敢犯君者，实际上是欺君者。大家想想是不是？他可能是怕自己的领导会责怪自己，让自己丢了官禄，所以还是从自私自利的出发点考虑问题，还是为了自己的名利。有了为自己名利的心，就很难做到忠诚，往往就会欺君。
不过现在也不能都埋怨臣子欺君，实际上做领导的、为君者也喜欢被欺骗，不喜欢被人犯颜直谏，喜欢听好听的话，听骗不听劝，认假不认真，这是没有智慧的领导。「奈之何哉」，有什麽办法？就无可奈何。问题是出在哪裡？为君者、为臣者，说老实话，接受圣贤教育很少，所以没有是非、邪正的标准。古人有说，「为君难，为臣不易」，做领导很难，做一个英明的领导不犯错误非常难；做臣子也不容易，尤其是对待不太英明的领导，做臣子的就很难了。这都是由于缺乏圣贤教育的缘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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