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以说，我就通过这些事的对比还是什麽，真是感触很深很深。你现在，譬如说，就拿我们机关干部来说，我病了以后不就再没上班，我应该是去年三月二十号退休，我们是按日子算，一天都不带多馀的。我一九九九年发病的，发病以后我就一天班再没上过。有的同志问我，说素云，妳回家以后有何感想？我说没有感想。有何感受？我说也没有感受。我说你问我这话啥意思？他说妳有没有失落感？我说啥叫失落感？我没有体会。他说我们都有失落感，为什麽妳没有？我说那我也解释不清楚。后来我说我想出一条，他们问我哪条，我说因为你们在位的时候，把你们手中的权力看得很重很重，你们用你们的权力谋了不少私利，你现在退下来了，你这种权力失去了，你谋私利的机会就没有了或者少了，所以你失落。我说我手中也没啥权力，因为我干的都是政工工作，除了我当减负办主任以外，其他的工作都是政工工作，清水衙门，没有人给我们送礼，也没有人给我送钱，后来当了减负办主任有人送了，我又不接受，我又一次成了另类。
企业的问题真是很严重，我当减负办主任我深有体会，企业太难了。现在有的时候，我说不把那个企业治死都绝不罢休，非得把你治死拉倒了。愈好的企业检查得愈多、光顾得愈多；企业黄了，谁也不去光顾了，没人管你。我有一次上一个市汇报工作，他们说全市多少个多少个企业，我说现在有多少营利的？说能开出工资的，全市三家。三家企业能开出工资，其他的一律开不出来工资，全下岗，工人怎麽活？
我解决一次这样的问题，我们有一个，那时候是县，后来变成市，就是那个什麽，还不完全像是三轮车，叫什麽车？有个名，港田，就是那港田车，拉脚、拉人，下岗工人就用这个车来赚点钱养家煳口。结果就这个，给设置什麽障碍？收费。你车停这也不行，停那也不行，把这些人逼急了，把状告我那去了。我真是同情弱者，我一听就觉太可怜了，我就带几个人我就去了，到那个县去了。到那个县以后，我先听听县裡的汇报，县裡一汇报说得头头是道，说这些人怎麽不遵守规矩，怎麽佔道，怎麽影响交通。我给他们提一个问题，我说他们不用这种方法，咱们政府能不能给他们指出一条活路？用什麽来养家煳口？他总得吃饭吧！完了问住了，没有人回答我这个问题。后来我说你们领我去看看，这个佔道怎麽个佔法。我这人就是较真，你不说他佔道吗？你就领我去看看佔那个道怎麽佔的。他那个全县一共是五百台港田车，然后他给它规定一个停车的区域，我一看都把我气笑了，我说你们给我摆摆，这五百台车就你们画这范围，你给我摆。我告诉你们多大的距离？就是挨着那道牙子画那个白线，两个白线之间也就是百八十米远，你说就算一百米的距离，五百台港田车，你咋让它站下？它不站在这个白线内他就是违规，完了就得罚款，这公平吗？这合理吗？
所以下午我就做了这麽个决定，我说上午县裡的汇报我听了，我听明白了，我说下午给我找三个代表，就这港田车，给他们找来三个代表，我听听他们的意见。后来下午他们就找来三个，这三个人说实在，话都不敢说，胆突突的。我说你们说，你说对了，我一定给你们做主，你说的不对我也不批评你们，我觉得你们太难了。后来他们就跟我说，就是县裡拉着我去看的时候都绕着道，因为当时这些港田车司机听说省裡来人了，列队夹道欢迎，他们去接我的车就没敢走夹道欢迎这条道，绕挺老远。因为那个地方我头一次去，我不知道，后来就这三个人说出来了，说我们听说省裡来人了，我们列队去欢迎，没欢迎着。这我才知道，他们没让我看见。后来我就跟县裡说，我说你这个事做的对还是错，你们自己先说说。完了他们就说怎麽对。我说拿文件，咱们要说道理，你这个收费，中央什麽文，省裡什麽文，县裡你得有依据。他拿不出来文，没拿出来，说在这个手、在那个手，没在家。我说那好，我回去等着，你把这个文找着了你送到省裡去，或者你给我寄过去，我有依据了你收费照常；你拿不出来这文，收费肯定要给你取消。
后来我就回来了，回来以后，有的同志跟我说，他说像这样的问题，一般来说都是政府向着政府，省政府你得向着县政府。我说在我这没有这规矩，我谁也不向，如果政府做对了，我支持它；它做错了，我不支持它。我说这个活让我干我就这麽干，不让我这麽干，你愿意换谁换谁，我还不争这个位子。这个事就过去了，过去以后，后来他们始终没给我找到这个文。我给他限定时间了，在我限定的时间内你这个文没给我拿到，那我就下个文取消这项收费，因为你没有依据。完了就把这个收费取消了，后来我听说，五百名港田车司机特感动，说都要请愿，非得要上省裡来感激来。后来他们有人跟我说，我说劝劝，一定要劝住，千万不能上省裡来，我说问题解决了就好，咱们就是为了解决问题。
还有一次，我到一个市裡去处理一个问题，都涉及到咱们政府对部门、对企业，你站在哪儿？你站在这面你心愧，你站在那面，这面给你施加的压力真大。因为咱们官小，我要是大官，我是中央首长他也不敢，是不是？好在我就胆大，我不管我官大官小，你官比我大我不怕你，我该咋说咋说。我那次带的调查组都是权威部门，物价的、财政的、水利的、纪委的、监察的，一小帮组织一个调查组，上我们某个市去调查一个问题。当时它那个市真给我来个下马威，六十多人参加我这个会，我省裡去这几个人，剩下都是它市裡的。市政府的祕书长带队，可有派了，大长方形椭圆形的桌，他们基本坐这三面，我们几个人坐这一面，基本都是他那个市裡的人。当时上午，我说听听市裡汇报（都是为了收费），我说这项收费你们收得对不对，有什麽依据，你们可以拿出证据来。这是政府汇报，一上午滔滔不绝，条条是道。
我听完你市政府的，我还听那企业的，我不能听一面之词。下午我说请企业来几个代表，是哪位领导来，我说我听听企业的意见。完了企业来了三个，一个总会计师，还有一个头，还有一个处长，三个人来了。我说下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，他那个总会计师开始说，没说上十分钟，政府这个祕书长拍桌大骂，祖宗三代都给掘出来了。当时在场的人全木了，没想到弄成这样，能有这个局面。当时因为我是减负办主任，还有两个副主任，一个是物价的处长，一个是财政的处长，因为收费不是我经委的业务，是他们两家的，得他俩拍板对还是错，完了我拍板怎麽办，得罪人的活是我干。这面是物价刘处长，这面是财政的刘处长，我们三刘，人管我们叫三刘主任。这面这个刘处长胳膊肘拐我，刘大姐咋办，他骂上了。你说我咋说的？我说趁他骂的工夫咱们正好休息休息，他骂累了他不骂了咱再接着开会。这个刘处长瞅瞅我，那个刘处长瞅瞅我，我说咱们就休息，听着。
骂了半小时，我一看，骂吧，咱也没法制止人家，人家政府派来的领导。骂了半小时他坐下了，他总有坐下的时候，因为他骂累了，我们歇着我们不累。他坐下了，这回我站起来了，我说祕书长，你是骂累了暂时休息一会，休息好了接着骂，还是就骂到此为止，下面没有话可骂了？当时弄他个大红脸。我说祕书长你太掉价了，这六十多人都是你的部下，我说你代表市政府来解决问题，如果你骂能把这问题解决了，我们省裡来这几位同志马上回省，你骂能解决，我们来干啥？完了他不吱声。后来我说你得给我话，你骂没骂完？完了说：刘主任我骂完了、骂完了。我说那好，你骂完了，那就得该我说了。他说：刘主任妳说两句、妳说两句。我就说，我说我处理这麽多问题，头回见着这场面，这回我可大开眼界了，咱们市真出人才。我说话就嘴黑。后来，我说你不是不让说吗？我偏得听。我就告诉那总会计师，我说你接着说。那总会计说：刘主任，算了算了，我不说了，我不说了。我说不行，你不说我怎麽给你解决问题？当时是水利方面的收费，水利有权，说收你啥费就收你啥费。收企业的费，人家认为不合理人家不缴，结果用一个什麽绝招？扣了企业七台车，其中一台大林肯，八十八万，就这样。你说企业都困难到那种程度了，它是那个矿务局，那不企业大吗？还有好几个小矿务局，合起来叫总矿务局，收人家七台车，收了三年。这企业真是急了，不到一定程度他不会把这状告到省裡去，因为他在那块地皮上生活日子不好过，没办法，把状告到省裡去了。所以我就来了，来了一调查，就是这麽回事。
结果企业说完了，政府也说完了，我就问这个财政的刘处长，我说庆华你说说，他这个费收的对不对？他说让小林先说，他这个项立的对不对？这是财政立项，物价定价，这不他两家的业务吗？我说小林你说说，有没有这个收费项目？小林不吱声，胆小。我说你说我拍板，我说你不敢大声说，你扒着我耳朵小声说，你只要告诉我对不对就行了。完了小林说错了，不点小声，告诉我错了。我说你这个项就错了，收费项目就错了，我说庆华，那就不涉及到你定价定的对不对了，是不是？我说祕书长你听到没有？我说我给你重複一遍，刚才财政的刘处长说了，你收错了，你认不认这个帐？他说那你省裡说我错了我就错了。我说你别这麽说，不管是省裡的也好、中央的也好、地方的也好，一定要有依据，你要认为说没错，你拿依据。他说我上午都说了。我说你上午那个一个也不是依据，现在让两位权威的处长说，你那是不是证据？完了他俩都说不行，是错了。完了祕书长问我：刘主任，那妳说说，错了怎麽办？我说有错必纠。他说怎麽个纠法？我说你不是扣人七台车吗？退回去。他当时说：刘主任，七台车我卖了三台。这不耍赖了吗？我说好，祕书长，咱讲道理，我要说让你把七台车都退回去，你卖那三台，我是难为你，我说咱们定价可不可以？三年前你收上来的，当时新旧程度，值多少钱，你就把那三台车定多少钱，剩下那四台车（当时我一看錶，下午四点半），我说祕书长，现在是四点半，距离下班还有半个小时，来不来得及那四台车再卖了？他说来不及了。我说好，当时我就跟市经委的主任说，我说你带几个同志，把那四台车给我贴上封条。那个鸡西市经委主任他不敢，说刘大姐、刘大姐，就这样式的。我说这话是我说的，你替我去贴行不行？完了后来去把这四台车贴上封条了。贴上封条，这不是四台车你要返回去，三台车你要作价，这祕书长一看亏了，面子也没了，在企业面前掉面子了。他最要的是面子，他管你公家损失多少是不是？这我看明白了。
那天晚上我就要往回返，吃饭的时候他问我，他说刘主任咱俩谁大？我说你说是官大还是年龄大？他说饭桌上不讲官，讲年龄。我说我报生日时辰，我当时啪一下就把我生日报出来了。完了他说，妳就比我大一天。我比他大一天，我俩同岁。我说大一天我也是老大姐，我说小老弟，你今天实在是太掉价了。他说刘大姐、刘大姐，一会我喝酒，我赔礼道歉，我陪妳喝酒。当时我就说，我说刘大姐信佛，滴酒不沾，你少来这个。
作价了，他们领导班子就觉得没有这麽处理问题的，出乎他们意料之外，所以这就决定感谢我。感谢就全是这个，现在不拿东西了，拿东西怕人看见我估计，这个东西还是面积小，我估计是这麽回事。第二天早上小雷来陪我们吃早饭，我就上楼梯口去堵着他，他一上楼，我在楼梯能看着。他一抬头，说刘大姐妳站这干啥？我说这两天挺辛苦你们的，你看你们还挨着骂，我说刘大姐替你夹这包。他不夹那个小包吗？他说不用不用，刘大姐，不用妳夹。我就开玩笑说，我说咋的，不信任我，你那包裡有金条？我说你有啥我都不带拿你的，我给你夹一会儿，你找那几个同志去吃饭。他就把包递给我，我回房间就把那个信封给它塞到包裡了。结果这天晚上不是送我上火车站吗？这包我一直夹着，小雷一会儿瞅瞅我，后来就说：刘大姐，妳都要上火车了，这包妳咋还夹着，妳啥时候给我？我说等我上了火车，火车要开之前我肯定给你。他不知啥意思。上了火车，都坐好了，火车也要开了，我说你们几个下车。下车之前，我说小雷给你包，还给你了。完了他下车了，搁车窗外面站着，我们车要开之前，我就给他比划，你那个包裡这个，我说这个。说话他听不着，我就搁车窗裡面比划，他搁窗户看着。后来回来以后，我又给他们领导班子写一封信，告诉他，我为什麽要这麽处理问题。
那一次真是唇枪舌战，真是一场舌战，那个激烈。后来回来以后，那个祕书长不送我上火车吗？就问我：刘大姐，妳这个决定有没有缓解的馀地？我说现在我跟你说是我口头意见，以文件为准。我说我代表省政府，你代表市政府，回去我向领导汇报，最后领导怎麽拍板决定咱们就怎麽执行，以红头文件为准。完了我就回省了，回省了我就把这个写个调查报告，就递给我们主管主任。我估计那面可能电话都通给我们主任了，要不我们主任咋是那种眼神看着我？翻翻翻。我说主任你哪块看不明白，我给你念念。他说我能看明白。完了他说素云，这问题这麽处理行吗？我说怎麽的，有毛病吗？他说妳可是代表省政府，它那可是一级市政府，妳这样它市政府可真是没面子，以后怎麽领导企业？我说那我不管，你就看我调查的对不对、准不准确，市政府做的对不对，如果它对，我更正；如果它做的错，我说就是这个意见。完了我们主任说，难为我了。我说你签不签字？因为他不签字我不能发文，他官大。我说你签不签字，你要不签字，这个作废，你派人另去调查，你愿意找谁找谁，我不管。他说素云，妳能不能缓我一天，我琢磨琢磨。我说可以，就一天时间。真是一天时间，琢磨好了，给我签上了，同意发文。拿到他那个批件，当时我就打字室打字，当天我就给它发出去了，就这麽处理，四台车退回，三台车作价退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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