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年轻的时候，作学生的时代，曾经接触过基督教，接触过伊斯兰教。我对他们的教义，略略的懂得一点。但是对于佛教则一无所知。从来没有听说寺院裡有讲经的，没听说过。到以后我们才晓得，有几位讲经的法师，都是在大都会。小的城市、农村裡头，那就更不必说了。可是基督教的教堂，无论在任何偏僻地方，牧师们都常常讲经说道。我们听听，有的时候听得蛮有道理，总觉得他们比佛教高明。佛教只有拜拜，只有烧香、念经、超度死人。好像与我们的生活，与活人不相干！这样的东西怎麽能引起我们学习的兴趣，怎麽能引起我们对它产生信心？
我自己对佛教的认识，是到台湾来之后，追随方东美先生。我跟他学哲学，他老人家非常慈悲，给我做了一个系列的介绍。从西洋哲学介绍到中国哲学、印度哲学。等于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。最后一个单元，他给我讲佛经哲学，使我非常讶异。佛经怎麽是哲学？他告诉我，佛经不但是哲学，是全世界最高的哲学。又给我说，修学佛法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这一句话，打动了我要探讨佛经的兴趣。于是我就开始跑寺庙。当时在台北最着名的是善导寺，这裡面藏经，在那时候算是相当的丰富。当时佛教经典非常缺乏，市面上找不到。全台湾印经只有三个地方。台北有个台湾印经处，朱镜宙老居士主持的，规模很小。在台中有一位陈叔居，在南部也有个书局，我一下忘记了。他们印的种类也少，数量也少，所以经书是很难得到。我们唯一的办法，就是在寺院裡面，借大藏经来阅读，遇到好的东西，自己抄写。没有像现在这麽普遍。所以方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。我的因缘可以说是相当殊胜。
接触经典大概一个月的时间，有一个朋友介绍我认识章嘉大师，这是专门研究佛法的，是佛门的专家。我亲近他老人家，得他老人家的指导，他也非常慈悲，跟方东美先生一样。章嘉大师当时住在青田街八号，是一栋日本的洋房。我们也是每一个星期聚会一次，跟他研究讨论，听他的教诲。三年之后，章嘉大师圆寂了。我又经朱镜宙老居士的介绍，认识了台中李炳南老居士。以后我对佛法有相当的认识，我觉得这是一门好东西，应当要把它发扬光大，但是没有人去做。我不知道那就算了，既然知道了，如果不做，就觉得良心对不起。所以我辞去了工作，发心奉献这一生，专门从事于这个工作。到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，我跟他十年，修学基础奠定了。
离开台中，继续做我的修学弘法的工作。弘法刚刚开始了。这时候，正如过去李老师所说的，你弘护没有成绩，别人笑话你，那就无所谓了。如果你自己修行弘化能有一点成就了，嫉妒、障碍必然会来自四面八方，心裡不能没有准备。以后真的我遇到困难。我自己的出家道场不能住。也是这个因素。台北市每一个道场，都不能接纳我。在当时，居士界裡面，有黄一鸣居士，他是一个国大代表，曾经做过佛教会的秘书长。对于前一代的老法师都有私交。赵默林老居士非常热心，到处想给我找一个挂单的地方、落脚的地方。他们是颇有信心。每一个寺庙走了一趟，处处碰壁，然后他们才觉悟了。来见我说：「法师！不是我原先想像的。难！太难太难了！」
我正在这时候，真正是走头无路，逼着我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。一个把弘法利生的工作捨弃，去赶经忏，也去度亡魂，这个行！这是每一个寺院道场都欢迎，都能够接纳。第二条路呢？我又还俗，再去找工作，谋生！遭遇到这麽大的障难。在困境之中，我遇到韩瑛居士夫妇。他们是我的听众，北方人个性豪爽，知道我这个困难，他们打报不平。韩居士的家庭不富裕，收入也是很微薄，极度艰难困苦，他帮助我。他家裡还有两间多馀的房间，让我住在他家裡面。我为了这桩事情，到台中请示老师。老师说可以，这样我才安心住在他们家裡。这一住就住了十七年。我脱离了僧团，过一种出家人非常的生活。苦不堪言！而他们一家护法，遭遇多方面的毁谤、谣言，压力沉重！一般人很难承受得了。所以我非常感激这一家人，他们能扛得下来。什麽样的毁谤也不在乎，甚至于什麽样的侮辱也不在乎。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是一桩好事，是应当要做的。
一直到六十八年，才有微薄的能力，在景美建一个小道场。民生大楼那边买了一个单位，五十坪。这样我们就有自己的一个讲经的场所。在以前，他们夫妻两个到处借地方、租地方，帮助我在讲台上练习讲经，一直没有中断过！古人常讲：「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。」说明练习的重要。打拳的人天天要练拳，三个月不练拳，骨头都僵硬了。唱歌的人、唱戏的人，每天要吊嗓子，几个星期不练习，就唱不出来了。同样的道理，发心讲经说法，也要天天上讲台。
过去李老师教导我们，纵然没有机会天天上讲台，一个星期至少要上讲台一次。假如一个星期一次的机会都没有，你必定生疏，必定退转，到以后你的信心就没有了。由此可知，讲台练习这是成功之道。我得到韩居士一家的护持，使我讲经的机会充分了，每一个星期至少有三次，有的时候到五次、六次之多。最多的，我记得大概有两年的时间，我讲台机会太多了。上午、下午、晚上，一个星期有三十多个小时。我很欢喜，我不会推辞，有这麽好的机会来练习，因缘无比的殊胜。
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