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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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由心生 境随心转 刘素云老师主讲 （第五集） 2006/9/14 中国吉林市 档名：52-448-0005
各位佛友下午好，请坐。妙音居士让我下午再接着说，我只好遵命。下午说个什么题目？我想说说是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。我怎么想起这个题目来？因为现在我觉得社会上有一种，我认为是怪现象，愈富有的、愈有权有势的，愈是前呼后拥，送什么的都有；那些贫穷的，需要帮助的，往往真正能帮助他们的人却不多，我认为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。应该是雪中送炭，少锦上添花。
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，就一九九一年团中央搞了一个希望工程，就是救助那些贫困的孩子上学。当时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，还有一张表格，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想救助这个孩子你就填上表，然后寄回团中央，团中央就给你分来这个孩子。我看了以后我就填了一张表，我说给我分两个孩子。我得量力而行，因为咱低工资，没那么大能耐，所以我就想先帮两个。寄去以后团中央就给我回信了，给我分了两个孩子，都是湖南的，一个男孩叫李志高，汉族的，一个女孩叫龙亚群，苗族的，都刚上小学一年级，八岁，把他们的那个救助证什么的就给我寄过来。当时团中央要求是每个学期给他们寄二十块钱学费，我想二十块钱太少了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第一次给他们各寄五十块钱学费。一直到现在为止，十五年过去了，这几个孩子我一个没见着过，没见过面。当时是两个，一个男孩、一个女孩，后来发展成五个。怎么发展的？因为那个女孩她有两个姐姐，考学考上了。我一想，农村的孩子能考上那太不容易了。龙亚群给我来信说：阿姨，我两个姐姐考学都考上了，但是我家太穷供不起，她们不能去念书了。我一想太可怜了，所以我就给那孩子回封信，我说告诉妳的两个姐姐，她们俩上学的学费我也包了。所以这样，就由一个女孩变成三个女孩，姐三个。那个小男孩，志高他小弟弟也上学了，我说你小弟弟上学我也供。这样我从一九九一年开始就供了五个孩子，实在是微不足道。
这个事不但我单位没有任何人知道，我家里人谁都不知道这件事，这样就五年过去了。第六个年头被发现了，怎么发现的？我出差没在家，湖南那个孩子给我来信，我们那个柳处长他好奇，他说小刘家湖南也没听说她有亲戚朋友，怎么湖南来的信？那信封写的还歪歪扭扭的，因为小孩写信可能字迹不是那么太工整的。柳处长当时就把那信拆开看了，看了以后他就觉得，她供了孩子上学，别人咋不知道？他就汇报机关党委，机关党委就把这个事汇报给我的主管主任，我的主管主任就把机关党委书记批评了，说这么大的事，你们机关党委为什么不掌握？机关党委书记说，她自己不说谁知道？我确实没跟任何人说过，因为我从来也没有想宣传宣传这件事的想法，默默的做就默默的做。这时候我不是出差没在家吗？等我回来的时候，我看各个处室的人怎么都用那种怪怪的眼光看我，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我们办公室那小家伙就说：刘姨刘姨，我们现在在学习妳的先进事迹。我说我啥先进事迹？从抽屉里提溜出一个打字材料，我一看确实是「刘素云同志先进事迹」。我说我啥事迹？他说妳不是供学生上学吗？我说谁说的，你们怎么知道？又说现在全委都在学习妳。结果我到各个处确实是，每个处都发那一本我的事迹材料，完了说机关党委号召全委同志向刘素云同志学习。
我就觉得一件小小的事情，还至于这样吗？本来不足为奇的事情，他们为什么觉得很奇怪？后来有人跟我说，说咱们委这个经济条件，妳家不说排在最后也差不多了，妳窝窝头翻跟头显啥大眼？我说我那窝窝头眼不朝上，我扣着放的。你们发现了，也不是我说的。他说妳看，妳这样的条件妳这么供学生，我们这脸往哪搁？我说这个不是自愿吗？你愿意救助你就救助，你不愿意救助你就不救助，你何苦这么说我？我说我又不是像你说的，我显显我自己。这个事确实给我感触很深，就是你本来做这个事很平常，但是在别人眼里可能看妳就不平常，妳就是另类。
后来有一个机会，湖南有个会，按工作分工应该我去开会。我想这下可有机会了，我去看看这五个孩子。结果我的主管主任说啥不放我，说妳去了这摊工作咋办？我说来回就七天左右，就这七天你都不给我。不行，派人替妳去开。怎么说也没让我去，所以我那次机会就失掉了，到现在我都没见过这五个孩子。派了柳处长去替我上湖南开会，我跟柳处长说，我说拜托你一件事，如果你方便的话，你看看这五个孩子你能看见谁。因为这五个孩子是两个地方，哥俩是在大庸，姐三个是在花垣，我不知道它中间距离多远。我说你看看，是能看着这姐仨，还是能看到那哥俩，完了我把地址什么的都给他写好，柳处长就去了。
那老头特别认真，去了以后开完会，他和谁联系的？和湖南省那个团委联系的，就是团省委联系的。一说这个事情，团省委的同志很感动，就专门派人把李志高和他的父亲、和他的老师接到柳处长住那宾馆去了，这哥俩就找着了。柳处长回来跟我学，他说他在宾馆住着，这不把人找着了，团委的同志就带着李志高、他父亲和他老师来见柳处长。说一进屋，李志高的父亲就给柳处长跪下了，说感谢恩人。柳处长说你谢错了你谢错了，不是我给你寄的钱。他爸爸说，他说我知道。因为有照片，我给他家寄过照片，他家孩子照片也都给我寄过，那时候他八岁，还小家伙。所以李志高他爸爸说，你来你就是恩人。柳处长跟我学，他说李志高他爸爸穿个什么衣服？就是短袖的小白布衫，很旧很旧的，后来才知道，就这么一件衣服是借的，就为了来见柳处长现借的衣服。他家是怎么生活的？四口人，李志高、他弟弟、他爸爸、妈妈，这四口人，就靠他爸爸在山上种菜，或者是冬天烧炭，这就是维持他家生活的唯一出路。李志高他妈妈有病，没有劳动力。然后供这两个孩子上学，当时那个时候李志高他小弟弟已经上学了，他比志高小两岁。
那时候我就想，那些富有的人，那些有钱有势的人，你不能救救这样的孩子吗？后来我就每次给他们寄一百块钱。一百块钱来说，对你我来说可能不算个什么，咱们少吃点好东西，少买一件新衣服，什么都有了，可是你这点钱给了他，他有书读了，可能就这一件事就能改变他一生的命运。我希望更多更多的人能够做雪中送炭的事情。我看电视的时候，我看山区的孩子没有教室，那个教室里又没有课桌，就搁那个木头钉的所谓的桌子、凳子。天棚是漏天的，外面下大雨，里面漏小雨，有的孩子上课打着伞。我说就咱们国家，这么多年了，一九四九年建国到现在，到现在我们的边远山区还有这样的学校，还有这样的学生。我们做为一个党员也好，还是做为一个普通的公民也好，你不觉得心疼吗？你不觉得你做得太少了吗？我们每个人如果能献出一分爱，能做出一分贡献，不至于让这些孩子打着雨伞来上课。冬天外面飘着大雪花，屋里飘着小雪花，那小脸蛋冻的真是，那电视演的，它不是说没画面的，有画面，也可能山区孩子就这样脸，就这小脸蛋通红通红的，都是那样，男孩、女孩全那样脸蛋。每逢我看到这样的电视的时候我就觉得，求求佛菩萨，照顾照顾这些苦难的孩子们。
看看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，反正我在机关工作，我所看到的不是那么太多，因为一般的场面我不参加。有时候你参加一个什么会议，我就给你举个例子，就说会议吃那个饭，百八十人的一个会，我认为那几天实际就是去吃喝去了，开会是次要内容，吃喝成了主要内容。我真是看不惯，满桌子的山珍海味，我给你们学学什么样？龙船，我不知道那名叫啥，我就给它叫龙船，里面是龙虾，那龙虾的胡子一整还来回晃荡，我不知道怎么整的，小黑豆豆眼睛还会转转，就搁那转盘这么一转，转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你那心就像揪起来一样的难受。那个我就管它叫蛤蟆，我不知人家学名叫啥，经过油炸以后都这样式的，搁这盘子里排了一圈，就这么转。不忍心看，我说别往我这转，别往我这转，我说上我的菜。哪有妳的菜是不是，人家开会，会议都统一的。所以开会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。
我出差的时候，有一次去给两个企业解决问题，因为不熟悉他们，他们说刘大姐，妳问题解决的这么好，我们太感激妳了，今天中午请妳吃饭。我可能也忘乎所以了，问题解决了我也挺高兴的，我说行，中午你们请我吃饭。到那一看傻眼了，一桌我都叫不上来名字。我一看，这也不是我吃的东西，我说你给我上我的菜行不行？问我，刘大姐妳吃啥菜？我说一碟大酱、两根黄瓜，他们以为我开玩笑。完了都围好了搁那坐着，说刘大姐妳倒动筷，妳不动筷我们咋动筷？我说我的菜没上。啥菜？我说一碟大酱两根黄瓜，我不都告诉你们了吗？他说刘大姐妳别开玩笑了。我说不是开玩笑，你要不上我的菜，肯定我不能动筷。后来说上上上，给我弄了一碟大酱，拿两根黄瓜。我说我这个也别搁你们圈上转，转你们可能也不吃，我就放在我这儿，你们这些你们爱咋转咋转。后来他们告诉我，说刘大姐，就为了给妳准备这顿饭，我们费了老大劲，就不知道用什么来招待妳好了。我说你看这个怨我，我一高兴，说行，请我吃饭，我又没告诉你们我吃啥。
所以每到那种场合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别人是什么心情，反正我心情是难受的，我不希望看那种场面。就说咱会议那个饭，如果说你都能把它吃到肚子里去也行，是不是，没浪费，你吃进去了。三分之一都吃不到，满桌子的，连饭带菜呼呼的都当垃圾，多可惜！那么多人吃不上饭，我们这面就这么浪费，一顿这样，两顿这样，三顿这样。那时候我的心情就默默的盼望快点结束、快点结束，我就希望这会议快点结束。所以有时候一开这样的会，我能不去我尽可能不去，我能躲我尽可能躲开。因为啥？咱们没有那么大权力，咱们解决不了这么大的问题，你去你看不惯也白看不惯。所以眼不见为净，最好是别让我去参加这样的会。一般来说，人都愿意参加会，参加会一个是吃得好、喝得好，另外如果到省外去开会有旅游，会议都组织活动。譬如说要是三天会，保证最起码一天半是旅游，一天半开会就不错了。旅游谁花钱？公家花钱，没有个人掏腰包的。
所以我给我自己定了一个规矩，出去参加任何会，不参加任何活动，开完会往回走。我就参加了一次，我跟大家说过，我上郑州去开会，和我们安主任。本来他是我的领导，我跟大家说大家都笑了，我说我俩本末倒置，我是他的兵，他是我的头，什么借钱、报销，这些事统统他管。我的包小，我就平时拎饭盒的那个包，我上班我中午带饭，有个拎饭盒的小包，我出差还是这个包，变成牙具了，这就是我出差拎的。所以我跟我们主任说，我说主任，借钱这个事你别安排我，我不识数，一百块钱我都数不过来。所以这些事都是我们主任的，我们委有同事开玩笑说，妳这不是本末倒置吗？主任给妳拎包。到了郑州，我是两点钟的飞机，搁哈尔滨起飞，到郑州落不下，雾太大了，看不着地面，就把我们拉到石家庄，搁石家庄住了一宿。第二天又把我们拉到郑州，还落不下，又把我们拉到西安，搁西安又住了一宿。第三天又拉到郑州，这回是迫降的，就是飞机已经落到地面了，你从飞机那窗户往下看，看不着地面，就那么大的雾。这不是一颠一倒这一来回一折腾三天，等我们到那下了飞机，到了开会那地方，人家会议结束了，开完了，没我们事了。下面就是活动，我跟我们主任说，我说主任你愿意活动你活动，我不活动，我要回去了。我们主任说，素云这把妳保证得参加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这次会议组织上少林寺和龙门石窟。我说那我去。所以我这么多年参加会议，我只有这一次参加会议组织的活动。
到了少林寺，它那不也有那个法物流通处吗？我一看这手脖戴着的佛珠，我一看我就喜欢，我就想请几串回去给佛友。我一看价钱，两百块钱一串，就手脖戴的，两百块钱一串。我手里没钱，我就跟我们主任说，我说主任，给我开六百块钱。我们主任说干啥？我说请三串佛珠。他说啥样的？我说这样。他说这么点小佛珠两百块钱一串，妳就敢请？我说请。他就给我开了六百块钱，我就把这三串佛珠请了。请了以后我们主任问我，说素云妳帮我参谋参谋，妳说我给我家妳大嫂买点啥？我说佛珠。他说妳请这佛珠我可舍不得，太贵了。结果他请了两串一百零八颗那样的大串佛珠，五十块钱一串，他花一百块钱请两串。他还说，妳看妳三串花六百，我这两串花了一百。我说你请你的，我请我的。后来我问我们主任，我说主任，你信佛吗？他不吱声，他说我家妳大嫂信佛。我说供佛吗？他说供。我说你别光抹不开说，你信你就说信，我说无非你就乌纱帽大一点，怕掉乌纱帽咋的？我说你看我信佛都敞着，我就到处宣传我信佛。我们主任说，我可不敢像妳那么宣传。少林寺走完了就上龙门石窟，龙门石窟那尊毘卢遮那佛，我认为是我看过所有佛像里最庄严的那尊佛像，它怎么那么好，你看着那种亲近劲，亲切那种感觉，真是无可言喻，站在它面前你就瞅，就不想离开，就那种感觉。
所以说，我就通过这些事的对比还是什么，真是感触很深很深。你现在，譬如说，就拿我们机关干部来说，我病了以后不就再没上班，我应该是去年三月二十号退休，我们是按日子算，一天都不带多余的。我一九九九年发病的，发病以后我就一天班再没上过。有的同志问我，说素云，妳回家以后有何感想？我说没有感想。有何感受？我说也没有感受。我说你问我这话啥意思？他说妳有没有失落感？我说啥叫失落感？我没有体会。他说我们都有失落感，为什么妳没有？我说那我也解释不清楚。后来我说我想出一条，他们问我哪条，我说因为你们在位的时候，把你们手中的权力看得很重很重，你们用你们的权力谋了不少私利，你现在退下来了，你这种权力失去了，你谋私利的机会就没有了或者少了，所以你失落。我说我手中也没啥权力，因为我干的都是政工工作，除了我当减负办主任以外，其他的工作都是政工工作，清水衙门，没有人给我们送礼，也没有人给我送钱，后来当了减负办主任有人送了，我又不接受，我又一次成了另类。
企业的问题真是很严重，我当减负办主任我深有体会，企业太难了。现在有的时候，我说不把那个企业治死都绝不罢休，非得把你治死拉倒了。愈好的企业检查得愈多、光顾得愈多；企业黄了，谁也不去光顾了，没人管你。我有一次上一个市汇报工作，他们说全市多少个多少个企业，我说现在有多少营利的？说能开出工资的，全市三家。三家企业能开出工资，其他的一律开不出来工资，全下岗，工人怎么活？
我解决一次这样的问题，我们有一个，那时候是县，后来变成市，就是那个什么，还不完全像是三轮车，叫什么车？有个名，港田，就是那港田车，拉脚、拉人，下岗工人就用这个车来赚点钱养家糊口。结果就这个，给设置什么障碍？收费。你车停这也不行，停那也不行，把这些人逼急了，把状告我那去了。我真是同情弱者，我一听就觉太可怜了，我就带几个人我就去了，到那个县去了。到那个县以后，我先听听县里的汇报，县里一汇报说得头头是道，说这些人怎么不遵守规矩，怎么占道，怎么影响交通。我给他们提一个问题，我说他们不用这种方法，咱们政府能不能给他们指出一条活路？用什么来养家糊口？他总得吃饭吧！完了问住了，没有人回答我这个问题。后来我说你们领我去看看，这个占道怎么个占法。我这人就是较真，你不说他占道吗？你就领我去看看占那个道怎么占的。他那个全县一共是五百台港田车，然后他给它规定一个停车的区域，我一看都把我气笑了，我说你们给我摆摆，这五百台车就你们画这范围，你给我摆。我告诉你们多大的距离？就是挨着那道牙子画那个白线，两个白线之间也就是百八十米远，你说就算一百米的距离，五百台港田车，你咋让它站下？它不站在这个白线内他就是违规，完了就得罚款，这公平吗？这合理吗？
所以下午我就做了这么个决定，我说上午县里的汇报我听了，我听明白了，我说下午给我找三个代表，就这港田车，给他们找来三个代表，我听听他们的意见。后来下午他们就找来三个，这三个人说实在，话都不敢说，胆突突的。我说你们说，你说对了，我一定给你们做主，你说的不对我也不批评你们，我觉得你们太难了。后来他们就跟我说，就是县里拉着我去看的时候都绕着道，因为当时这些港田车司机听说省里来人了，列队夹道欢迎，他们去接我的车就没敢走夹道欢迎这条道，绕挺老远。因为那个地方我头一次去，我不知道，后来就这三个人说出来了，说我们听说省里来人了，我们列队去欢迎，没欢迎着。这我才知道，他们没让我看见。后来我就跟县里说，我说你这个事做的对还是错，你们自己先说说。完了他们就说怎么对。我说拿文件，咱们要说道理，你这个收费，中央什么文，省里什么文，县里你得有依据。他拿不出来文，没拿出来，说在这个手、在那个手，没在家。我说那好，我回去等着，你把这个文找着了你送到省里去，或者你给我寄过去，我有依据了你收费照常；你拿不出来这文，收费肯定要给你取消。
后来我就回来了，回来以后，有的同志跟我说，他说像这样的问题，一般来说都是政府向着政府，省政府你得向着县政府。我说在我这没有这规矩，我谁也不向，如果政府做对了，我支持它；它做错了，我不支持它。我说这个活让我干我就这么干，不让我这么干，你愿意换谁换谁，我还不争这个位子。这个事就过去了，过去以后，后来他们始终没给我找到这个文。我给他限定时间了，在我限定的时间内你这个文没给我拿到，那我就下个文取消这项收费，因为你没有依据。完了就把这个收费取消了，后来我听说，五百名港田车司机特感动，说都要请愿，非得要上省里来感激来。后来他们有人跟我说，我说劝劝，一定要劝住，千万不能上省里来，我说问题解决了就好，咱们就是为了解决问题。
还有一次，我到一个市里去处理一个问题，都涉及到咱们政府对部门、对企业，你站在哪儿？你站在这面你心愧，你站在那面，这面给你施加的压力真大。因为咱们官小，我要是大官，我是中央首长他也不敢，是不是？好在我就胆大，我不管我官大官小，你官比我大我不怕你，我该咋说咋说。我那次带的调查组都是权威部门，物价的、财政的、水利的、纪委的、监察的，一小帮组织一个调查组，上我们某个市去调查一个问题。当时它那个市真给我来个下马威，六十多人参加我这个会，我省里去这几个人，剩下都是它市里的。市政府的秘书长带队，可有派了，大长方形椭圆形的桌，他们基本坐这三面，我们几个人坐这一面，基本都是他那个市里的人。当时上午，我说听听市里汇报（都是为了收费），我说这项收费你们收得对不对，有什么依据，你们可以拿出证据来。这是政府汇报，一上午滔滔不绝，条条是道。
我听完你市政府的，我还听那企业的，我不能听一面之词。下午我说请企业来几个代表，是哪位领导来，我说我听听企业的意见。完了企业来了三个，一个总会计师，还有一个头，还有一个处长，三个人来了。我说下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，他那个总会计师开始说，没说上十分钟，政府这个秘书长拍桌大骂，祖宗三代都给掘出来了。当时在场的人全木了，没想到弄成这样，能有这个局面。当时因为我是减负办主任，还有两个副主任，一个是物价的处长，一个是财政的处长，因为收费不是我经委的业务，是他们两家的，得他俩拍板对还是错，完了我拍板怎么办，得罪人的活是我干。这面是物价刘处长，这面是财政的刘处长，我们三刘，人管我们叫三刘主任。这面这个刘处长胳膊肘拐我，刘大姐咋办，他骂上了。你说我咋说的？我说趁他骂的工夫咱们正好休息休息，他骂累了他不骂了咱再接着开会。这个刘处长瞅瞅我，那个刘处长瞅瞅我，我说咱们就休息，听着。
骂了半小时，我一看，骂吧，咱也没法制止人家，人家政府派来的领导。骂了半小时他坐下了，他总有坐下的时候，因为他骂累了，我们歇着我们不累。他坐下了，这回我站起来了，我说秘书长，你是骂累了暂时休息一会，休息好了接着骂，还是就骂到此为止，下面没有话可骂了？当时弄他个大红脸。我说秘书长你太掉价了，这六十多人都是你的部下，我说你代表市政府来解决问题，如果你骂能把这问题解决了，我们省里来这几位同志马上回省，你骂能解决，我们来干啥？完了他不吱声。后来我说你得给我话，你骂没骂完？完了说：刘主任我骂完了、骂完了。我说那好，你骂完了，那就得该我说了。他说：刘主任妳说两句、妳说两句。我就说，我说我处理这么多问题，头回见着这场面，这回我可大开眼界了，咱们市真出人才。我说话就嘴黑。后来，我说你不是不让说吗？我偏得听。我就告诉那总会计师，我说你接着说。那总会计说：刘主任，算了算了，我不说了，我不说了。我说不行，你不说我怎么给你解决问题？当时是水利方面的收费，水利有权，说收你啥费就收你啥费。收企业的费，人家认为不合理人家不缴，结果用一个什么绝招？扣了企业七台车，其中一台大林肯，八十八万，就这样。你说企业都困难到那种程度了，它是那个矿务局，那不企业大吗？还有好几个小矿务局，合起来叫总矿务局，收人家七台车，收了三年。这企业真是急了，不到一定程度他不会把这状告到省里去，因为他在那块地皮上生活日子不好过，没办法，把状告到省里去了。所以我就来了，来了一调查，就是这么回事。
结果企业说完了，政府也说完了，我就问这个财政的刘处长，我说庆华你说说，他这个费收的对不对？他说让小林先说，他这个项立的对不对？这是财政立项，物价定价，这不他两家的业务吗？我说小林你说说，有没有这个收费项目？小林不吱声，胆小。我说你说我拍板，我说你不敢大声说，你扒着我耳朵小声说，你只要告诉我对不对就行了。完了小林说错了，不点小声，告诉我错了。我说你这个项就错了，收费项目就错了，我说庆华，那就不涉及到你定价定的对不对了，是不是？我说秘书长你听到没有？我说我给你重复一遍，刚才财政的刘处长说了，你收错了，你认不认这个帐？他说那你省里说我错了我就错了。我说你别这么说，不管是省里的也好、中央的也好、地方的也好，一定要有依据，你要认为说没错，你拿依据。他说我上午都说了。我说你上午那个一个也不是依据，现在让两位权威的处长说，你那是不是证据？完了他俩都说不行，是错了。完了秘书长问我：刘主任，那妳说说，错了怎么办？我说有错必纠。他说怎么个纠法？我说你不是扣人七台车吗？退回去。他当时说：刘主任，七台车我卖了三台。这不耍赖了吗？我说好，秘书长，咱讲道理，我要说让你把七台车都退回去，你卖那三台，我是难为你，我说咱们定价可不可以？三年前你收上来的，当时新旧程度，值多少钱，你就把那三台车定多少钱，剩下那四台车（当时我一看表，下午四点半），我说秘书长，现在是四点半，距离下班还有半个小时，来不来得及那四台车再卖了？他说来不及了。我说好，当时我就跟市经委的主任说，我说你带几个同志，把那四台车给我贴上封条。那个鸡西市经委主任他不敢，说刘大姐、刘大姐，就这样式的。我说这话是我说的，你替我去贴行不行？完了后来去把这四台车贴上封条了。贴上封条，这不是四台车你要返回去，三台车你要作价，这秘书长一看亏了，面子也没了，在企业面前掉面子了。他最要的是面子，他管你公家损失多少是不是？这我看明白了。
那天晚上我就要往回返，吃饭的时候他问我，他说刘主任咱俩谁大？我说你说是官大还是年龄大？他说饭桌上不讲官，讲年龄。我说我报生日时辰，我当时啪一下就把我生日报出来了。完了他说，妳就比我大一天。我比他大一天，我俩同岁。我说大一天我也是老大姐，我说小老弟，你今天实在是太掉价了。他说刘大姐、刘大姐，一会我喝酒，我赔礼道歉，我陪妳喝酒。当时我就说，我说刘大姐信佛，滴酒不沾，你少来这个。
作价了，他们领导班子就觉得没有这么处理问题的，出乎他们意料之外，所以这就决定感谢我。感谢就全是这个，现在不拿东西了，拿东西怕人看见我估计，这个东西还是面积小，我估计是这么回事。第二天早上小雷来陪我们吃早饭，我就上楼梯口去堵着他，他一上楼，我在楼梯能看着。他一抬头，说刘大姐妳站这干啥？我说这两天挺辛苦你们的，你看你们还挨着骂，我说刘大姐替你夹这包。他不夹那个小包吗？他说不用不用，刘大姐，不用妳夹。我就开玩笑说，我说咋的，不信任我，你那包里有金条？我说你有啥我都不带拿你的，我给你夹一会儿，你找那几个同志去吃饭。他就把包递给我，我回房间就把那个信封给它塞到包里了。结果这天晚上不是送我上火车站吗？这包我一直夹着，小雷一会儿瞅瞅我，后来就说：刘大姐，妳都要上火车了，这包妳咋还夹着，妳啥时候给我？我说等我上了火车，火车要开之前我肯定给你。他不知啥意思。上了火车，都坐好了，火车也要开了，我说你们几个下车。下车之前，我说小雷给你包，还给你了。完了他下车了，搁车窗外面站着，我们车要开之前，我就给他比划，你那个包里这个，我说这个。说话他听不着，我就搁车窗里面比划，他搁窗户看着。后来回来以后，我又给他们领导班子写一封信，告诉他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处理问题。
那一次真是唇枪舌战，真是一场舌战，那个激烈。后来回来以后，那个秘书长不送我上火车吗？就问我：刘大姐，妳这个决定有没有缓解的余地？我说现在我跟你说是我口头意见，以文件为准。我说我代表省政府，你代表市政府，回去我向领导汇报，最后领导怎么拍板决定咱们就怎么执行，以红头文件为准。完了我就回省了，回省了我就把这个写个调查报告，就递给我们主管主任。我估计那面可能电话都通给我们主任了，要不我们主任咋是那种眼神看着我？翻翻翻。我说主任你哪块看不明白，我给你念念。他说我能看明白。完了他说素云，这问题这么处理行吗？我说怎么的，有毛病吗？他说妳可是代表省政府，它那可是一级市政府，妳这样它市政府可真是没面子，以后怎么领导企业？我说那我不管，你就看我调查的对不对、准不准确，市政府做的对不对，如果它对，我更正；如果它做的错，我说就是这个意见。完了我们主任说，难为我了。我说你签不签字？因为他不签字我不能发文，他官大。我说你签不签字，你要不签字，这个作废，你派人另去调查，你愿意找谁找谁，我不管。他说素云，妳能不能缓我一天，我琢磨琢磨。我说可以，就一天时间。真是一天时间，琢磨好了，给我签上了，同意发文。拿到他那个批件，当时我就打字室打字，当天我就给它发出去了，就这么处理，四台车退回，三台车作价退钱。
完了我们那个市的经委主任给我来电话，说刘大姐，妳来了一趟鸡西，妳走了以后，我们鸡西简直都要爆炸了。我说怎么的？他说我们经委这电话就不断。我说干什么？他说都来问，说省里来了个老太太，她什么门子那么横，她怎么这么敢说话？我说你告诉他，我啥门子没有，谁要能把我的门子调查出来，我说他是大能人。我真没门子，我啥窗户没有。完了他说轰动了好一段时间。后来企业过来说，刘大姐，妳这个问题处理的，从来没经历过，他说就是来一个厅长，他也不敢这么处理。我说正因为我官小我才敢，我那乌纱帽小我不怕掉，他乌纱帽大，他不怕掉吗？所以就这样，就把这个问题处理了。
他那个矿务局的一把手原来是这个市的副市长，我每次去出差到他那都是他负责接待。你说这把他从政府这面调到矿务局这面当一把手了，吃饭的时候他说刘大姐，这件事真让我为难，妳要不来处理我没法处理，妳说这面市政府是我的同事，这面现在也是我的同事，我站在哪面？我真难！他说妳一来解决了，好，那就按文办事。这件事就给它处理完了。所以后来谁都说，这老太太都傻到一定程度了。因为啥？我确实没有一点胆怯，因为我觉得我没有私心杂念，我不是为我个人，都是公家的事，是不是？假如我要是有心眼，我要聪明，我要像人家那样，那我肯定站在市政府这边，你说我去，好吃好喝好住招待我，不说远接近送也差不多，我一下子一锤子就把人市政府得罪了，得罪就得罪。完了他们说以后妳还去不去了？我说工作需要我还去，我说秘书长不是我小老弟吗？
所以你看，这二十多年我在省政府工作不容易，尤其对一个女同志来说相当相当难，在那个地方说白了，如果没有什么窗户门子，想进去太难了。我是怎么进的？是要写一本企业青工教材，那时候我在东安厂宣传部，给我们工厂一讲的任务；一共十讲，给十个大企业。我当时在宣传部的学习室，这个任务应该是我们宣传室的任务，当时我们哈尔滨河图街着了一把大火，宣传室的小马一家，你看他烧成重伤，老爹烧重伤，他姑娘也烧重伤，媳妇也烧重伤，全家四口全重伤，他们室就得出人去护理，所以室里就缺人，部长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学习室。当时我们学习室五个人，四个臭小子，就我一个女的，我们主任说，你们四个都出去整文凭，整文凭以后将来提升得有用。我跟我们主任说，我说让他们四个臭小子出去整，他们年轻，我说我不整文凭，我也不准备提升。我们主任说，可不是我不让妳去，将来妳提升不上可别埋怨我。我说我不埋怨，我跟你在家干活。就这样，这不就剩我俩吗？来了这个任务，我们主任就问我：素云，妳是在家当我这个主任，妳还是出去写书？我说这两样我都不行，写书我也写不了，主任我也不能当。他说反正妳得选择其一。我寻思寻思，我写书去，我就去写书去了。我是第七讲。我记得可清楚了，住在机械局的招待所，又我一个女的，耍单帮，人家那十个，九个企业来的，加上省里去的，全是男的。我谁都不认识，到那我还找不着，又得我学生接我、学生送我，后来好在安排住宿，搁那四十天住了。我寻思我写完就让我回去，我一个礼拜就把我那一讲写完了，完了交卷递上去了。人家处长看啊看啊，我就等着说，妳写完妳回去吧，也没说这话，又给我一讲，说第二讲赵大为他妈妈有病住院了，他没工夫写，第二讲妳也写了吧。那就写吧，第二讲一个礼拜又写出来，半个月我就把两讲都写出来了。交完卷还是不让我回去，今天让我抄这个，明天让我抄那个，有时候一天抄一万多字的材料，就压得我这小手指头这都扁了，确实很累，但是我跟人家都不熟悉，我不敢说我累，抄吧！可能就是这个，结果就被去领着我们写书那个头头相中了，就认为我写东西快，写字也快。
当时他们没说什么，等写完了以后就上牡丹江去出书，我们又上牡丹江。出完书，回来坐在火车上，我记着是八月三十一号，八月的最后一天，这个处长就跟我说，他说小刘，明天妳再到我们办公室来一趟。我当时想法就是书写完了也出了，结束了，十个人凑在一起聚会聚会就散伙，吃散伙饭呗，我这么想的。第二天我去了，我问他，我说上哪找你们？他说上省政府的四一二。你说我就给记个四二一，结果我学生把我送到省政府，我上这省政府大楼胡涂了，找不着了。我就认识这一个，我挨个办公室看，看谁我也不认识，这哪去了？这四二一也没有。后来我就想，反正他说的是四，我就在四楼转，转转转转到四一二，一下子看见，给我高兴的，我说我可找着你了。他说妳干嘛？我说我转了半天找不着你。这不就找着了吗？找着了，他就跟另外一个处长说，说小刘来了，你不是让她捎一封信吗？我说他们咋没来？说他们不来了，就妳自己来，完了说给你们书记写一封信妳捎回去。我以为这封信里装的是我的鉴定，这不你看写书就写了四十天，出书又出了将近一个来月，这么长时间，可能我回去之前给我们领导写个我的工作鉴定，我以为装的是这个。
我拿着就回去了，回去就递给我们书记，我们书记当着我面就撕开了，撕开以后就嘴里叨咕，借不行，调可以。我说借谁、调谁？他说省里相中妳了，我去开会的时候他们说要把妳调过去，但是今天写这信他说要借。他说借不行，完了我们书记又写封信，明天妳再给他们送回去。我成了信使了，我就拿着我们书记这封信，第二天我又给人送回去了，我说我们书记给你们的回信。当时处长们一看，说人家书记不同意借，同意调，那就调吧，说那妳明天就来上班。我就寻思让我上这儿，我听谁的？我回去就跟书记说，书记说去吧！我说我在东安厂没干好，你咋不要我了？完了说不是没干好，是妳工作干得好，要不上面能相中妳吗？就这么的，就把我弄到省政府去了。
过了两个月还是三个月，那处长就嘀咕，我一听就是关于我的令。我不知道调工作还有令，后来通过那件事我才知道，调工作不是你人去了就行，你得有张纸，是令。那时候我不知道，我就听说小刘这令整不来怎么怎么的。后来我说啥令，你们是不是说我？说是，说妳原来是公办老师，妳的令在妳们区教育局，工厂说了不算数，说妳区教育局那局长不给妳的令。问我说妳区教育局认识谁？我说我认识局长。他说妳怎么认识局长？给两个处长高兴坏了。我说我一九六四年刚上班的时候，他是我的校长。完了说这回可好了，赶快去找那个局长要令，那个老头姓王。我说行，我就寻思去了我就拿回来。我就去了，正好我进那个楼，那个王局长往外出，碰见我了：素云妳干啥来了？我说我找你要令。谁要妳来的？我说省经委那处长。他能管得了妳吗？妳怎么去的？就给我领他办公室去了：妳跟我说说，妳怎么上省经委的？我说东安厂给我送去的。妳怎么进的东安厂？我说教育处给我送去的。妳是教育处的人，妳是公办老师妳知不知道？妳是归我管，他工厂管不着妳，他有什么权力给妳送到省里去？我说王局长，你们几家商量商量，给我定个地方，你们让我上哪我上哪，让我回来我回来。王局长说上我这来。我说上你这来干啥？我这缺个人事科长。我说那我不干。他说那妳想干啥？我说要当局长还差不多。那老头就笑了，说妳看我再待两年我就退了，两年以后我倒给妳行不行？我说那不行，要倒你现在就倒。开玩笑，因为那时候我刚上班，小孩，他们对我就像对孩子似的，所以说话就很随便。他就跟我说，素云不能给妳令，妳必须得回来。第二天我上省里又跟人说，说局长不给我令，处长说妳不是认识吗？我说认识他也不给我。
这就又过了一个来月，那两个处长叨咕，说这回局长可能气消得差不多了，妳再去要去，又捅咕我去要去。我又去了，这局长还不给我令，说不行，我又回来报告，不行。后来我们工厂那个党委书记倪书记就跟我说：素云，我把妳送到省里去我可遭了罪。我说咋的了？他说妳这个令搁区教育局我说了又不算，我整不出来，那面省经委还不饶我，说你既然能把人给我送来，那令你得给我抠出来，他说妳说我咋办？我说那我不知道你咋办。我家二楼就住着我们工厂的人事副厂长，他老伴和我一个部，都在宣传部，她老伴跟我说，她说素云，我家老张就为了要妳这个令，跟那王局长都拍桌子了。他家那老张脾气特别好，没看见过他发脾气。我说那何苦，不给拉倒，我就回来吧。后来倪书记说不行，我既然答应了，我让妳回来，我这脸往哪搁？我说我回来你就不见他们了，你这脸往哪搁都行。这不就不让回来吗？后来怎么给我弄出这个令？倪书记找了平房区的区长，叫张茂林，他俩是哥们，倪书记就说，你一定要把这个令给我抠出来，什么代价都行。这个区长就跟王局长谈条件，你谈条件，你提条件。这是王局长后来跟我唠嗑说的，他说素云我可合适了，我一看区长来找我谈条件，那我肯定是留不住，留不住我就得占点便宜，我就说东安教育处的中层干部任我挑两个，二换一。我说你可真黑。结果挑了两个绝对是大主力，一个中学的副校长，一个中学的党支部书记，那是我们教育处的两个尖子人物，一下都给拔去了，拔到区里去了，给我们教育处拔的嗷嗷叫，倪书记说：素云，拔的我心都直疼，没办法。
四十年一贯制就这个头型，没变过，就这样到了省政府去，我走道又二目平视，腰板溜直，我也不知道别人看我，因为我不看别人，我不知道别人看我。有一次我们处长问我，他说小刘，妳楼上楼下走，妳发没发现有人看妳？我说没发现，我说看我干啥？他说人家教育处那个刘慧珍问我，说你们基层处搁哪挖出个出土文物？我成了出土文物了。就这个打扮，整个省政府没有。我们处长说，妳看看人家那些女同志，人家都穿啥，都怎么打扮的，妳再回家照照镜子，妳瞅瞅妳。我说照啥镜子，我就这样，我说现在来省政府我还挺注意仪表了。我就给他举了个例子，给我们那几个处长笑的。我说在东安厂培养入党积极分子的时候，我就参加这个积极分子班，八个班，结束那天每个班派个代表发言，我们班就派我，我就发言，发言以后又从这八个班里选一个上工厂中层干部会上去发言，又把我选中了。要不我那时候可能就是小名人，现在是大名人。选中了，我们工厂以前我没去过，我不知道人家会议室啥样，那会议室是进了门以后往前走，转过来是讲台，听众都是冲着进的这个大门。我当时是什么打扮？是捡我学生的一件黄上衣，洗的都非薄非薄的，洗的时候你不敢那么抖搂，一抖搂它就坏了，洗完了揉巴揉巴就这么晾上，就这样一件黄上衣。穿一个蓝裤子，就不像上省政府这没补丁，我那两个大补丁多长？每个洗干净补丁都一尺来长，就这么两个大补丁。就这打扮我就去发言去了。我从这门进来以后，他们后面一堆人没看着我，等我走到前面，我得转过来，这不我就面向大家了。后来我调到工厂宣传部，我们那马主任跟我说，他说素云，妳可出了名了。我说我咋出名了？他说妳记不记得那天妳来发言啥打扮？我说我啥打扮？他就跟我说，他说当妳一转过来身的时候，这些中层干部心里说，哎哟我的妈，咋这打扮？我说我不知道，我没听着。他说他们心里话。后来人家这些中层干部互相唠嗑的时候，我都是话题。这不后来我就调到宣传部，人家就说这马主任，那大补丁上你们室去了。就这样，你说我就上省里来了，人家说省里没有我这样的，又没门子又没窗户，就知道傻巴呵呵的干活。
我告诉你们，我刚开始政府这公文我不会写，我当老师我不写这玩意。我后来上党委宣传部，我管党员教育的，就编党员教育那个教材就可以了。结果到这，第一次秘书长带着三个处长和我去齐齐哈尔车辆厂调研，我以为人都是大官、小官，就我是一个小兵，没我事，我就跟着蹓跶，我就这么想的。结果人汇报的时候，我既没长耳朵听，我也没做记录，什么目标管理、反馈，我全听不懂。等回来以后，秘书长在火车上就说：小刘，这个调查报告第一稿妳写。这下傻眼了，我写啥？我也没有记录，我也没听明白，我也没听多少，这咋整？照本实发，我说秘书长对不起，我没有记录。那妳干啥来的？我说我想听，我还没听懂。他就跟这三个处长说，你们三个把记录本都给小刘，给她一个礼拜时间回家写这个调查报告。没办法，我就拿着这三个处长的记录回家去写，不会，写不出来，这调查报告我没整过。
后来好不容易连编带凑的我整了一份，一个礼拜到了，我去交卷去了。秘书长这么看那么看，我一看我就知道不合格，我自己都觉得不合格。秘书长说：小刘，妳写的这是啥？我说不是调查报告吗？他说妳这也不是调查报告，妳写的是报告文学，说我写的报告文学。我说那我就能写到这种程度了。秘书长说，那第二稿我也不能难为妳了，第二稿我要让妳写，妳又不知道报告啥了，完了说我们一个处长，说第二稿你来写，这样这一关我算过了。后来我就知道了，出去跟秘书长、跟处长搞调研可得做记录，可得长耳听。我这个文字材料之所以现在写的速度是比较快，就是那几年撸出来了。因为第一我认真，我要说我要把这个事干好，我肯定能把它干好。那秘书长真有水平，初中文化水平，那老头，搞调研那一套太好了。他问人家什么话我都记下来，对方怎么答我都记下来，就这么给我撸出来了，所以一年以后我写材料一点不费事。我跟秘书长说，我说秘书长，这回我不写报告文学了，你让我写调查报告我就给你写调查报告。
所以在省政府工作有苦也有乐，但是乐的时候少，苦的时候多，能给你出各种各样的麻烦。我形容就是像一个大漩涡，都在这里漩，我就举例子跟他们说，我说这人都在这漩涡里漩得跟头把式的，看着太可怜了。我说我没在这里，他说那妳在哪？我说我在漩涡外面，我站着我这么看，我看漩你们不漩我，真是这样的。所以在省政府也确实学到了一些东西，有些老同志工作能力、业务水平确实值得我学习，但是有好多是属于风纪上的东西，就这么多年我一直是没有接受。我的感觉就是我行我素，我做人就是这个原则，性格又这么强，你想改变也改变不了我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所以有好多难题在我这好像是很轻易的就解决了，它不是个什么难题，有的人遇到一些问题就没办法解决。就像我这样的，一点依靠没有，人家一般的都依靠哪个主任、依靠哪位领导，我啥也没有，我就是我这摊工作，我不让领导挑出毛病来，我尽心尽力去干，我处理问题公平、公正，这就是我做人的准则。
所以这些年我在省政府，就在我们委是出名的，说全委二百多号人，就妳活得最潇洒，他们问我怎么活得这么潇洒。我们现在老干部处那个处长张人同，那时候他在企业处当副处长，他回家跟他媳妇说，我们委就刘大姐活得潇洒。他媳妇问，为什么刘大姐活得潇洒？说刘大姐谁脸也不看，人让她发言，她就说大实话；不让她发言，她还不搭言。我说我不讨厌。他媳妇说，那你向刘大姐学学。他说我学不来。他媳妇说为什么？他说刘大姐啥也不争、啥也不求，我还想挠扯个一官半职。因为他家和我家离得不太远，我上班不一直走吗？他体重可胖了，我说人同，你是不是该减肥了？我说我天天上班我感觉走可好了。他说刘大姐，那我也跟妳走。他就跟我走了一段时间，他说感觉挺好，他跟我走的时候他说，我就这么跟我媳妇说的。我说人同我没办法，那你就累吧。因为啥？你要想求个一官半职，你必须得看领导脸色，哪个领导你也不敢得罪，你就活得累。我说你十分精力，你得有七、八分的精力放在这个人事关系上，二、三分的精力放在工作上那就不错了，我说那样你不活得累吗？他说刘大姐，我太羡慕妳了，但是我又做不到妳这一点。一直到现在，他就提个正处长。前些日子打电话，他跟我唠唠嗑，说刘大姐最近身体怎么样？我说挺好。我说人同，你这一官半职挠扯上去没有？他说刘大姐，到目前为止看来没啥戏了。他可能再待二、三年也退了。我说手指甲挠扯掉了没有？他说没挠扯掉也挠扯出血了。真是费了很大心思，这我知道，完了官还没提上，他还挺烦恼的。我说你何苦来的？我说你看我现在，我可潇洒了。他信佛，人同和他媳妇都信佛，我说你既然信佛，你怎么跳不出这个框框，你为什么要在那漩涡里跟着一堆漩？你跳出来，跳出来你就轻松了。
出了不少笑话，所以我在省政府比较出名。虽然我和任何人没有什么接触、来往，我就是上班，我那摊工作，下班回家，但是人省政府大院里好多人认识我，因为我那大照片大，在我们委对着楼梯那面墙上连着挂了三年。别人的照片，我不知道那是分什么档次还是咋的，为什么有大的、有小的，反正我的照片在最中间，两边各有五个小照片，比我那个小，就是那样的。
我涨工资我不知道，你说就这个事是不是做为机关最关键的事？两件事，一个是升职，一个是提薪，它俩现在还密切相连，你提官就升钱。就这事我怎么就没放在心上？有一次我们人事处长高雪明跟我说，说刘大姐，妳现在是咱们正处长里工资最高的。我说不对，我来的时候，从企业来的时候我低工资。他说这几年妳工资咋涨的妳知道吗？我说不知道。他说妳涨了二次千分之二。我说我怎么就知道一次？那一次我知道是因为画勾，整个表把这人名单都列在那表上，你同意谁你就画谁，千分之二，那量很少很少，所以那次三上三下划这勾，我就有印象了，最后把我划上去了，完了我就涨了个千分之二。所以很多人，有的羡慕，也有的嫉妒，就说妳啥窗户门子都没有，妳跟哪个领导也没有啥关系，怎么千分之二就落到妳头上？我说你别问我，我不研究这个问题，我也不知道，你问领导，为啥要落在我头上。就这涨了千分之二。后来又涨了一次千分之二，据说我是连续三年优秀公务员，所以又涨了一次工资。完了我就变成全委正处里工资最高的，这我都不知道。
再说提职，我们那时候叫计经委，就是计委和经委合，当时一九八六年下半年我们提干部，就三上三下又划勾，我都在那勾里，都把我划上去了，结果公布的时候就没有我。我们处的一个同志就跟我说，说素云，妳得找领导问问，妳那时候三上三下都划上去了，怎么一公布就没妳了？我说提谁都好，问那干啥？我就没去问。后来跟我说这话的这个同志他替我去问去了，问完了回来说，素云我给你问了，问明白了。我说那咋回事？他说因为当时党组正在开会，去了一个科长，男的，比我大两岁，进屋就哭了，跟领导说，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还是正科长，我觉得我这把应该提副处。领导一看见挺为难，你说这么大一个男同志哭鼻子淌眼泪的，另外也确实，提也行。说那指数有限，提一个就得下去一个，说谁下去？只有我和任何领导都没啥关系，人家有的领导还不太熟悉我，说这个刘素云是谁？就刘素云下去。我就这么下来了，那个科长就顶我那个位置上去了。这把我就是这么没上去，按道理下一把再提干我是不是应该排在前面？假如我不犯错误的话，我应该排前面。后来连提四把没我戏，我自己像不知道似的。第五把提的时候，我在地铁办案子，财经处小姜打电话，说刘姐妳快回来，第五把提干那个单子下来又没妳，妳咋的了，妳犯啥错误了？我说自我感觉良好，没觉得我犯啥错误。他说那妳得回去跟领导说说，我说我不说。我为个人的事从来没麻烦过领导，我也没去说，第五把也没我的戏，这一九八六年。
这就到一九九０了，一九九０年计委和经委分家，就一个委分成两个委，原来不叫计经委吗？现在分成经委和计委，分家的时候正好赶上七一开表彰会。因为那时候我在机关党委是组织干事，我们组织的会都开完了以后，当时那个副省长孙奎文是我们的一把手，他在那个主席台上坐着，我寻思人都走了，这领导咋还在台上坐着，没坐够啊？我心里寻思，我们就收拾收拾会场。他就这样，跟我摆手，我寻思叫谁？回头看也没谁，就我们党委这二、三个人。他说素云看啥，我叫妳。我就过去了，我说孙主任你叫我干啥？他说素云对不起，我得给妳赔礼道歉。我说你给我赔啥礼、道啥歉？他说素云妳不是一九八六年下半年提的副处，这把分家我怎么才发现妳还是正科？我说是啥就是啥呗。他说这四年了妳咋不找？我说我没那习惯，我找谁？他说现在连挽回的余地都没有了。他说我跟俊明和那个谁，又去一个叫西欧，我跟他俩说了，就这两个领导分到我们委了，他说我跟他俩说了，素云的问题做为遗留问题，过去以后要尽快的提起来，他俩都答应了。我说你别给他们出难题。
我知道一分家肯定我们这面力量弱，人家计委那面力量强，计划的计，一分家以后权力在那面，我们这面权力小，肯定硬手人都往那面过。再说当时我们有两个人，就是我俩必须得留这面一个，上那面一个。跟我在一起那个王书记是个老头，他那年就到点退休，给他分到经委，给我分到计委。有的人就给我透信，说刘大姐，妳分到计委，那个老王头分到经委，妳可别犯傻，别跟他换，小年轻小林子告诉我的。后来这个王书记就找领导哭去了，老头说你看我都要退休了，我就想找一个有权的单位，我退休了我不待遇能好一点吗？这领导为难了，这么大岁数，你说老处长，哭了，但是领导没找我。后来这小林子又来嘱咐我：刘大姐，老王头去找领导哭了，他要留在这面，妳可千万别吐口，别跟他换。我说那让他哭啥，回来以后我就说，我说王书记你别难受，我说咱俩颠个个，我上经委，你上计委。老头当时就笑了，像小孩一样，他说素云妳愿意？我说我愿意。他说那妳去跟领导说去。当时我就去找我们一把手，我说我跟王书记换，我上经委，给王书记留计委。我们那一把手挺向着我，说素云妳考虑考虑，大家可都愿意上计委。我说无所谓，就这样我就这么上了经委。
结果这么一分家，我们这面力量特别弱，正处位置、副处位置全都占满了，没有一个名额，还多出十二个，你说啥年月再提拔？就等退一个，倒出一个位再能提一个，你说还多余十二个，那你就等着吧，排着。就这样，这不就到了一九九二年，到了一九九二年党工委给我专门下了一个名额，就给我带帽下来的，提副处。有人就说，这把咱委提干部怎么就提刘素云一个？完了人家领导说，说这不是咱们委的指数，是党工委专门下的，机关党委的组织干事必须是副处级员。就这么的，我就捡一个副处级员。这副处级员，我们有个规定是什么？副处必须满三年才能提正处。两年我就提个正处，提到监察室当主任。为什么能提到那儿？因为监察室清水衙门，人家一般的人不愿意上这个地方，愿意去也就是为了这个官，这个正处，人不是为了干这个活。当时我们领导不知怎么的就把我相中了，就把我提到监察室去当这个正处，监察室主任。这时我们委又有议论了，有的人就说，刘素云才两年，怎么就提正处了？这时候，我说群众的眼睛是亮的，有人替我打抱不平，站出来说话了，说人家从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二年六年都没提上副处，你们咋不出来说，咋没人说刘素云咋这么多年连副处没提上？现在人家两年提个正处，你们又眼红了？这是后来他们有人跟我说。我就找领导去了，我说西欧主任，听说有人愿意来当监察室主任，我说谁愿意来给他行不行？我们主任说我，这是买卖？妳说给他就给他？我说我干啥都行，你让我再当个副书记员也可以，我说他愿意来当让他来当。那不行，所以我就这么的当了三年。
一九九七年我又自己把这个正处级就辞掉了，所以人家都说我是逆社会潮流而动的人，人家说妳和一般人真是不一样。把官给辞掉了，完了派一个主任接我的班，也在我们省政府大院里，体改委调过来的。体改委就跟他一起的有一个小女孩认识我，就跟我说：刘姨，妳咋把他叫去当你的主任？我说怎么的？她说他可爱打仗了，那脾气才酸性，我们委我们处没有不打到的。我说上我这正好。她说为什么？我说我不会打仗。他打我不打，打不起来，这回听老法师讲法那不对了吗？是不是？他急我不急，他爱打仗我不跟他打，那能打起来吗？
除了我以外，我们下面还有两个，一个四十多岁的，一个三十多岁的，就我们四个人。完了来了，来了那天我给你们学，可有意思了，他来了以后就给我们三个开会，就居高临下，一顿指手画脚，说你应该怎么的，你应该怎么的，你应该干什么，那是第一次见面。当时我们董存就不愿意了，我一看我就赶快捅咕他，你看新主任到任了，他说深说浅咱听着呗。后来董存跟我说，刘大姐凭啥？妳那官是妳自己不干的，给他倒个地方，他来了还来指挥妳了！我说他来他是主任，他就应该指挥我，你有啥不平衡的？完了他说妳要不捅咕我，当时我就站起来说两句。这不就叫我给压下了吗？他就说、说，布置了一顿工作。说完了，我说锦林你说完了？我说你说完了我说两句？他说刘主任妳说。我说锦林，全委没有管我叫刘主任的。我说我给你说个笑话你听听？他说那妳说说我听听。我刚提那个正处的时候，鹤岗经委来电话，我接的，对方就说我们找刘处长。我咋回答的？我说我们这没有刘处长，有柳处长。人家那面哈哈笑了，说刘大姐我们不就找妳吗？我寻思寻思，我是处长啊？我就跟锦林说，我说全委没有管我叫刘主任的，全都是刘大姐或者刘姨，比我年龄大的都管我叫素云。我说你来，你比我小，你就叫我刘大姐就可以了，还亲切。我说我不喜欢称官衔，别人我也很少称人官衔，就这样的。他说那行那行，刘大姐妳说说。你说我这开场白我咋说的？我说锦林听说你脾气挺酸性，爱打仗，有这事没有？当时你说那个脸真是像红纸一样红，我还像没事似的。锦林说：刘大姐，听谁说啥了？我说也没听谁说啥。我说锦林我跟你说，咱们几个人要和和气气好好干工作，就咱监察室这点工作，轻松，一点不费劲。我说如果你要是好打仗、好吵吵，我说好，我们仨歇着，你一个人干，行不行？我们仨谁也不跟你打仗，你打不起来。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碰头会，就他说那套话，我就说了这么一套话。
等后来熟悉以后，锦林跟我说：刘大姐，我五十多岁了，没有谁这么跟我说过话，妳那天一说，我简直都坐不住了，我想这个刘大姐咋这样？后来我们俩一起共事三年，处得特别好、特别融洽，我病的时候他都哭了。后来就是我病重的时候，没确诊，我病到那种程度，我不知道是那个病，连续感冒发烧四个月，天天拿着那个餐巾纸塞着两个鼻孔，就那么一天班我也没耽误。到年底了，锦林唉声叹气，我说锦林你咋的了？他说刘大姐，有八个材料需要写。我说那还用叹气吗，写呗！我说那样，你拿来我翻翻，你写两个短的，这六个给我，我说这行不行？因为他臭小子他坐不住屁股，所以我就写六个，给他两个。他说这个行，他说刘大姐那不好意思，妳看妳比我大，妳还写六个。我说我没你那些应酬，我说我写吧。这样就写，等我那六个写完了，我说锦林，你那两个拿过来好打字上报。有报国家的，有报省里的。完了他呵呵笑了，刘大姐，我才写半个。我说你可真是的，我说行，你把那半个完成行不行？把没写的再给我。我就塞两个鼻子写了七个材料，就在那不久，不到半个月我就住进医院了。锦林就哭了，说刘大姐我真不知道妳病这么重，他说那七个材料妳咋写出来的。就这样的，这不就整了一共八个材料，如期上报，啥事没耽误。
再一个，我能看他喝酒。他是喝酒不要命，朋友多，今天你请明天他请的。后来干脆我看着他，电话放在我桌上，一来电话我先接，凡是请他喝酒的我一律挡驾，我说锦林没在。他搁对面坐着，一听这话就说：刘大姐，又请我喝酒的？我说是。后来他回去可能跟他媳妇学了，他媳妇打电话说刘大姐，锦林这回可找了一个好伴。她说我都说不了，有一次因为喝酒我说他，他七天没回家。我说还有这事？他来了，我说锦林我得搞搞调研。啥调研？上哪搞调研？我说我得调调你。他说调我啥？我说听说你喝酒，你家小赵说你两句，你七天没回家是吗？这事她咋告状了？我说那她跟谁说？就这样。一直到我有病之前，喝酒的问题我给他扳得差不多了，基本上不是特别推脱不掉的，他一再说，刘大姐这个实在不行，去吧去吧，不是这样，坚决我都给他挡了。
我有病以后，过年分大米，都别人送的，他不是官吗？人家不出头送。去了以后，他们告诉我说：刘大姐，妳一退下来我们可倒了楣了。我说咋的？他说妳在那儿，锦林也不跟我们发火，也不跟我们打仗，妳一病了以后他又恢复老样子了，今天骂这个，明天骂那个。我说是吗？有这事吗？我说下次分东西，你告诉锦林给我送。他说我们不敢说，哪有主任给送东西？我说你告诉他，刘大姐说，刘大姐的东西必须你亲自送。我得把他整来。后来他们回去说，他说刘大姐有令我得执行，完了分东西他来给我送。搁楼下一按门铃，刘大姐我给妳送什么什么了，雇的人给妳送来。我说不行，送上来，我就让他给我送上楼，我家三楼。送上来了，一开门，我说你不用进屋，你就站在门外就行。我站在门里，我俩这不对脸吗？我说锦林，听说你这段时间有点犯老毛病，好骂人、好发火，有没有这事？完了笑了，说是不是他们来告我状来了？我说是，不瞒你说。我说你怎么能这样？你看董存也快五十岁了，吴裕也四十多岁了，我说你们一般大，为什么不能好好相处，你为什么要犯老毛病？以后改改改，说改，回去了。
改我得落实，你改没改？过一段时间我打电话，我调查调查，锦林这毛病改没改。完了他们告诉我说刘大姐，妳说话太好使了，锦林回来说，我到刘大姐那送东西，就问我骂没骂你们，跟没跟你们打仗，你们是不是告我状？他们说是，我们送东西时候说了。完了就说，以后你们监督我，我再不跟你们打仗，再不骂你们。后来调到办公室去当主任，说这回脾气改得可好了。所以他人是个好人，工作也很认干，我说你这一个脾气你就糟了，是不是？同志之间本来相处得很融洽，你发一次脾气把人就得罪了。我说得罪人是次要的，人家大家不愿意跟你共事，这样你工作不就费劲了吗？所以我就想，同志们在一起共事本身就是缘分，你说真是，全世界七十亿人口，怎么就咱们几个在一个处室，这不是多生多劫的缘分吗？你说为什么这次这个道场咱们就能碰头，这不也是多生多劫的缘分吗？就是一定要珍惜这个缘分。
反正我就是傻呵呵的，就干了这么多傻事，给你们说了那么多笑话，我看大家听得都呵呵笑了，这回没哭鼻子。笑总比哭好，以后不要哭，是不是？应该坚强勇敢一些。我也不觉得我昨天和今天上午说什么了，都把你们感动掉眼泪了，我真不知道我说什么感动你们了。以后咱们大家，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，好好跟大家相处，和和气气的大家都高兴，这不就是落实六和敬吗？不但一个道场要六和敬，家庭也要六和敬，整个社会都六和敬了，哪有什么争端？哪有什么战争？遇到问题的时候都让一点、退一步，人家不说吗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咱们为什么要钻那个牛角尖？遇啥事别往一块挤兑，尤其是夫妻之间、婆媳之间，互相关心一些。我对老伴关心不够，这次我给你们讲完了，回去我一定多多关心我的老伴，因为我老伴是大菩萨，他今生来度我来了，我得感谢他，得用实际行动。今天就跟大家说这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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