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经就有人问过我，「你学传统文化，学什麽述而不作、信而好古，都是搞老一套，怎麽不创新？」什麽叫创新？他不明白创新离不开根本。就像一棵树似的，创新是指枝叶花果，年年要发新枝，年年要开新花、结新果，那叫创新，但是它要有根本。如果那个树木没了根本，怎麽可能年年发新枝？它就是死木了。所以创新也离不开根本。学传统文化，就在这个方面我们要悟通，传统文化裡头有根本，但是同时教你日新又新，这个创新才是活的，才是持续的，不是短期行为。
「此方是温故知新」。先儒对温故知新往往错解了，以为就像读书，天天先温习温习昨天读的，然后再学习新的知识，这样讲温故知新讲得太浅了。「温故」，故是什麽？是根本，根本定好了，还不断的要温润它，让它愈来愈稳固。「知新」就是创新，日新月盛，那是枝叶花果。你根本愈稳，根扎得愈深，你吸收大地的营养，你创新的枝叶花果才愈美。这传统文化并不是守旧的，不是不想创新，往往它讲的创新是永续的创新，现代人讲创新，不能永续。「其馀则日月至焉」，这个日月是什麽？一日一日、一月一月，不断的保持着仁，而且在保持仁的基础上不断的提升，这是颜回的境界。夫子看到了，夫子讲出来，其他人还未必能体会。为什麽？没到这个境界，说了也是，换句话说对牛弹琴，听不懂，弄不清楚，所以很多人对这个话误解。蕅益大师把这个话真实义给我们揭露出来，我们看了之后真的拍桉叫绝。我们相信蕅益大师也入这个境界了，不入这个境界他说不出来，他肯定是用原来先儒的那一套就这麽讲出来，讲得好像是这样，其实不是这样。一定要得孔颜心法，我们才能把这个境界体会得到，功夫一定要用下去，你才能得力，你才能够讲得出来，否则那个味道讲不出来。我们来看第八章。
【季康子问。仲由可使从政也与。子曰。由也果。于从政乎何有。曰。赐也可使从政也与。曰。赐也达。于从政乎何有。曰。求也可使从政也与。曰。求也艺。于从政乎何有。】
这是季康子请问孔子。季康子是鲁国的大夫，他叫做季孙肥，康是他的諡号。我们知道鲁国三家专权，季氏家族是最大的、最有势力。孔子看不惯三家专权，这是违礼的。国君没有他该有的权力，被大夫控制住，这是违礼。孔子曾经希望把不正常的现象扭转，让鲁国国君恢复他的权力，这是最着名的堕（音灰）都，毁掉三家的都城。但是这个计画最后失败，孔子也就只好离开鲁国，周游列国去了。后来季康子终于把孔子请回来，他也是常常请问孔子。季康子知道孔子手下能人不少，很想请几个来帮他做家臣，帮他治理他的家族，乃至治理国家。他最后请了冉求，冉求是他很得力的家臣。季康子在这裡问孔子，三个弟子怎麽样，可不可以从政？一个是问仲由，仲由就是子路；一个是赐，就是端木赐，子贡；另外一个就是求，是冉求。我们来看他怎麽问。
『季康子问』，是问孔子，『仲由可使从政也与？』就是仲由（子路）可不可以让他来从政、治理国家？『子曰：由也果，于从政乎何有？』果是果敢、决断。子路的性格是豪爽正直，但是容易急躁，所以他很果敢、很决断，他有时候会没把事情想清楚就做了，有点鲁莽，这麽一个性格。但是他好的方面多，孔子讚歎他好的方面，是果敢决断。那麽从政，至于从政怎麽样，夫子没给他一个正面回答，说你看看如何？「于从政乎何有？」有，就是你有可以使得子路的吗？你看他有得用吗？反问他。季康子又问，『曰：赐也可使从政也与？』赐就是子贡，他可以从事政治吗？孔子说『赐也达』，达是通达事理，子贡是一个很明白的人，特别是他的口才特别好，外交家。当然他通达事理，才能有这样的口才，说话都非常明白，这是端木赐（子贡）的优点。至于从政，你看看有可以使得的吗？也没正面回答。季康子又问『求』，冉求可以从政吗？孔子说冉求『也艺』，艺就是很有才干，冉求是政事第一，这方面他很有才干，很有技艺。至于从政，你看如何？有没有能够使用他的？
『于从政乎何有』这句，我们看看先儒《皇疏》引卫瓘（音冠），皇侃注疏裡面引卫瓘的讲法，说「何有者，有馀力也」，这是一种讲法。「于从政乎何有」，何有就是有馀力。换句话说，有何难？就是没有难的，一定有充分的力量可以做到。《邢疏》，邢昺的注疏裡面讲，「其于从政，何有难乎？」何有就是有什麽难的？是这麽个讲法。所以「于从政乎何有」，一般都是「他注亦或谓不难，或谓有馀，皆与经文语气不顺，不可从」，这是雪公的意思。李炳老他说，「何有」不能够把它做为有何难，或者是有馀力这个讲法。应该怎麽讲？像刚才讲的，孔子不正面回答，而是反问他「你看看如何？有没有使得他用的地方？」是这麽个讲法。什麽意思？为什麽这麽说？雪公给我们分析很有道理。
「此句是活语，季康子为鲁三家之一，目无国君，是以孔子不答以肯定之词，但说三弟子各有所长，听其自决而已」。所以孔子没有正面回答他，为什麽？因为其实孔子并不希望自己的弟子为季康子服务，但是因为季康子问到了，他也要做一个回答。所以他讲到三个弟子各有所长，但是并不做推荐，并不说你可以用谁、你可以用谁，他没有这样说。为什麽？因为季康子本身他违礼，他目无国君，他专权，他都骑在鲁国国君头上。再让一些有才干的人来辅佐你，不是更让你作威作福了吗？这个道理我们要懂。所以孔子念念都想到要复礼，违礼的事情他不去做，也不去帮忙。人问他，他一定会回答，但是他并不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桉，反问你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这样的分析比较契合孔子的态度。
我们看到雪公他读《论语》读得很细，真的是老人对于《论语》用的功夫很深。雪公是我们师父的老师，这是我们的师公。我们的师公当年既讲儒也讲佛，而且讲儒甚至多过讲佛，所以他在儒的用功非常的深。什麽原因？我们恩师也多次提到，你要想学好佛，必须要有基础。基础是什麽？就是儒和道。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同出于一源，它互相不违背，它是相辅相成。但佛是很高，特别是大乘佛法，讲到的是心性的学问，如果没有儒和道的基础，很难入。佛在《佛藏经》裡讲的，不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者，无有是处，「非佛弟子」，这不是佛的学生。小乘是讲小乘佛教，但是小乘传到中国来之后，后来就没人学了。为什麽？因为中国的读书人都是深入到儒和道上，儒和道已经很好的取代了小乘的学习，所以中国人就用儒和道做为大乘学习的基础。古时候学大乘佛法，没有说不学儒、不学道的，蕅益大师是最典型的，你看他真的是通儒、通道，他还有《周易》的注解；他的老师，私淑的老师憨山大师，有一个《道德经》的注解，《憨山注》，这都是精彩绝伦的注解，哪一个祖师说不通儒的、不通道的？正因为他们有这样好的基础，所以入佛门他就快，成就就高。所以我们师公雪公，因为他号是雪庐，雪庐老人，所以我们尊称他雪公。雪公毕生，一半以上精力都放在儒的弘扬上，确实有他的道理，重视基础的学习。我们学四书也是在打基础，将来为入大乘佛法打基础。你想入大乘，四书不能不学，而且你还得学《道德经》。我自己还很希望有机会把《道德经》也学一遍，能够跟大家分享一遍最好。真正有儒道深厚的基础，入佛就快了。但是儒和道要落实，还是要在《弟子规》和《太上感应篇》这两个根上下手，这是行门，四书是解门，解行并重。道家，《道德经》是解门，《太上感应篇》是行门。第八章我们看到此地。蕅益大师对这章没有注解，我们跳到第九章。
【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。闵子骞曰。善为我辞焉。如有复我者。则吾必在汶上矣。】
我们来看《雪公讲要》，他引孔安国注，这是汉朝的大儒，孔安国注解裡面讲到，「费，季氏邑」，这是季氏家族的一个管辖区，叫费（音必）邑。「季氏不臣，而其邑宰数叛，闻闵子骞贤，故欲用之」，这是把背景给我们交代清楚。「季氏不臣」，季氏我们前面提到，他目无国君，这是不臣。在春秋时代真的是乱世，所谓「君不君，臣不臣；父不父，子不子」，当国君的不像国君，当臣子的不像臣子；当父母的不像父母，当儿女的不像儿女，乱世。季氏不像一个臣子，他像国君，他专权控制了整个鲁国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。有因必有果，「上梁不正下梁歪」，季氏不臣，他底下的臣子也不臣，所以费邑这个地方，季氏家的家臣好几次都叛乱了。大概也换了不少人，换了一个又叛乱，又换掉一个又叛乱，最后没办法，找来找去找到闵子骞。
闻闵子骞很贤能，因为闵子骞是个大孝子，「二十四孝」裡有讲他，「闵损芦衣」，现在都拍成动画片了，能够对他父母这样的孝敬。他的继母虐待他，不给他穿棉衣，给他穿用芦花製的衣，让他穿，冬天冷得他哆嗦。最后为他父亲驾马车的时候，驾不住马车，出事了，他父亲很愤怒，用鞭子鞭打他。一打到衣服上打破了，飘出来的是芦花，他父亲才知道原来是继母虐待他，要休他的妻子。闵子骞跪在地上讲，「母在一子寒，母去三子单」。如果我的继母在的话，我只是一个人受苦受累而已；假如继母不在了，她还有两个儿子（闵子骞有弟弟），三个儿子都要变得很孤单，受飢寒之苦了。劝他父亲不要休妻，最后感动他的父亲，也感动了继母，所以他的贤德第一，就是体现他孝道。古人讲「忠臣出孝子之门」，谁不希望有个忠臣为自己服务？季氏也一样。看到闵子骞是孝子，他也想网罗，招揽他来做季氏家的家宰（家臣）。所以「故欲用之」，这也是很会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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